大概是受了《新周刊》这类“盘点专家”的影响，到了去年年末的一天和一位朋友一起绕着大雁塔散步时，也给自己即将过去的一年做了一番“盘点”。做的也还煞是认真。

在似乎是不同寻常的1999，我对自己最满意的一件事是积极参与了“盘峰论剑”并且在论争当中有着自以为出色的表现；而最感遗憾的一件事，则是没有应邀参与《十作家批判书》的写作。两件事都和“骂人”有关，所以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之后，我还想拿到这里来说。

我写了近二十年的诗，做了不止于二十年的人。而“盘峰论争”正是这样一种考验，是对你几十年来写诗做人究竟到了什么份上的一种考验。一切都好像是突如其来的，你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决断，你说你是没有立场的，天生的散仙一个，那有没有利益（有些人不好意思提这个词）渗透其间？就算你不承认有利益这回事，那诗学上的是非判断总还是有的吧？不好意思说出来吗？为什么？怕人以为你是有立场的？怕人以为你站在了对方的立场上？怕得罪了什么人从而伤及了自身的那点利益？说穿了还不就是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人，我们并不纯洁，我们也无法纯洁。在那个充满戏剧性的场景当中，你根本没有其它选择而必须表态。我没有背叛自己的艺术立场，我也没有背离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判断，我更没有违背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和总体风格，有此前提剩下的便是一场智力游戏。我在一首名叫《峥嵘岁月》的诗中写到了这次论争事件：“我以为今生今世/已经不会遇到/为真理而斗争的事/直到今年四月间/我在北京平谷县/遭遇一小撮知识分子之前”我使用了“真理”一词，其实哪有那么严重？也就是以真理的名义所进行的一场智力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显然你没有对手表现得更蠢。而且以你之性情将之玩得很真，搞得颇为痛快，先是当面骂再跑到媒体上骂，这样的事一年中能有几件呢？所以我说最满意。说实话我并不关心“盘峰论争”的文化意义（它可能真有意义），而只关心它和我身体之间的关系（它让我真正的痛快了一下）。

《十作家批判书》的策划者暨出版人张小波是我的朋友，他两度邀请我撰写该书的两个章节，都被我推掉了。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惧怕小波策划中的“半学术”，实则犯懒。该书出版后，我听到或看到一些所谓的“学者专家”的反应，眼见这帮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家伙居然还能平心静气地说长道短，我就知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反而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可惜已在事后。不当事后诸葛，我不是说我可以比朱大可等优秀的作者写得更好，而是说如果写的话，我的方式会更为彻底，会让那些无聊看客顿然丧失放屁的雅兴。所以说，我是为自己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遗憾。在这一年中也堪称“之最”。

1999，满意与遗憾，都与“骂人”有关，如此说来我已经丧心病狂了吧？不，不，那只是我身体中的一小点儿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