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注意到我近年诗作的“沉重”--那更多属于情感和内容的范畴；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已愈加“轻灵”了--总是这样：语言和形式上的变化似乎无人在意。

就算你是从身体出发的，那就往前走，一直走下去，走到语言的深处去--其内部的万端奥秘正在等着你！走不下去的人，徒有赤裸之身，或返身投靠文化。

如何成为文坛领袖？有人已经做出了表率--你一定要学会鼓励弱者，并给弱者提供更多的保护，因为弱者从来都是大多数，是你做为“领导”必不可少的群众基础。

如何成为诗坛大师？也有人已经做出了表率--你一定要学会拒绝来访者，推三阻四而非真的不见，你要让他们觉得很难。即使是已经答应的赴会，你也一定不要准时到场。话要少说，出语方可惊人，面对来访者，你一定不要做出亲切状，哪怕这是有违本性的--一定要绷住，一定要记住：吃这一套的人是大多数，所谓“大师”必是贱人成全的。

有人直言：我的诗歌有道理。我想对他说的是：你诗歌最大的问题就是道道太多，弯弯太少。一首真正的好诗的完成过程，应该是一次目的地明确却又不断出轨的旅行。

一位相熟的评论家好心地奉劝我说：“你不要动辄就和人吵，不要轻易卷入文坛的争斗，安下心写点大东西出来吧！”我先不管他所谓“大东西”是不是我想追求的那一种，或者不论我最终要不要写所谓“大东西”，要写的话也该是怎样的“大东西”？当时我只是对他说：“就让我积攒一点恨吧，就如同积攒一点爱，我们的生活太平淡了，我想让写作因此而受惠。”--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文学常识，但从他的表情反应上看，他未必真的听懂了。就如同我在两年前的龙脉诗会上发言说：“我就是天生地仇恨知识分子，就像两种不同的动物，在森林中相遇彼此一闻气味不对所激起的那种仇恨，我珍惜这种仇恨！”从此连对我有过知遇之恩的某些好人也开始躲我了。

因为有自我命名的“下半身写作”，所以一位资深诗人在与我交谈时，把一位吃斋念佛禁欲的青年诗人的写作称为“上半身写作”--当时我哈哈大笑，我以为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们各自存在的问题正可以互相说明，互为注解。

在知识分子小诗人们感叹“天知道我已经掌握了多少技巧”时，杨黎说：“技巧是一种偶然。”我想说的是：真正的好诗永远都在技巧后发生，只有业余水平的文学青年才把技巧当作“十八般武艺”来看待。

如果一定要用“重量”来谈论写作者之于写作，我想说那“重量”只能够来自写作者的灵魂--而关键在于什么是灵魂？灵魂，体内的大鸡巴！所以，外在的宫刑也挡不住司马迁！

有些写作写得再好也如戴着保险套做爱，它们的好仅仅意味着那套子是超薄的、透气的，有棱有刺，上面还有着美丽的图案。

早年我确曾说过“不为读者写作”这样的话，但在意识深处还是私自保留了这样一个愿望--“为明眼人写作”。但最好有着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不知他（或她）是谁，在什么地方，而且永远也不打算结识他（她）。

他在我诗中发现了“思想”就赶紧给我一个建议：改行吧，去做思想家！我在忽然有了一口唾在他脸上的冲动时，也意识到：我需要唾上不止一口！有此理念的人真是太多了，包括绝大多数“优秀诗人”，中国式的“纯诗”理念真是深入孱弱者的人心！

何以解忧，惟有写作。

“诗可以，人不行”--说出此话真是需要一点傻大胆，我只是想说：这种通行于网际的无可辩驳的批评方式（来自一种可恶的思维定式）已经愚蠢到不值一驳。

我开玩笑说有两句话可以概括一代人的成长：“我们曾经被吓破了胆”、“我们为所欲为的时候到了”。我不属于那一代人，但也可以借此蠢话反思一下：早年面对前人作品的虔敬没有让我感到一丝一毫的害怕，“彼可取而代之”；今天或者将来的任何时候，我都不敢认为我可以为所欲为--在艺术面前，你必须认识到：你可以做的相当有限。

有时候，真实客观成了想像力匮乏者的通行证。而那种一提“想像力”就要和古代神话搁在一起谈的主儿，我也十分讨厌，什么“屈原一跳江，中国诗人的想像力就没了”云云。

一个人和我谈起“诗歌的灵性”，我知道这样的“交流”其实不必进行下去：我之“灵性”指的是撬起货物的杠杆；他之“灵性”指的是货物上的商标。

近来我总是面对一种极为庸俗的批评模式：你的前期好还是你的后期好，他们似乎更乐于说：还是你的前期好--这其实是针对他们自己的“越来越好”的期盼（对别人则反之）完全是出自一种学徒心理。面对这个业余气味浓重的坛子，中国的诗歌读者和批评家还没有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才子必然早夭的真相是--他业余；一个不算太笨的人做好了所有的职业准备后他就可以一直好下去--我正是。

我在写《唐》，有人又在对我说不要和人斗嘴安下心来写之类的话了。我知道在我居住的城市里，那几个鼎鼎大名的农民小说家在写作一部长篇时的通常做法是躲到山里去，就此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系，也许他们是对的。但对我来说，难道一部开放的作品也需要这样一种封闭的环境？我说我就是要让我的《唐》灌满我个人现实的风！我写着，但首先是：我活着！

在李白的诗中，我读到了他的狐臭，一个杂种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