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年以前的一个梦想。八年前蒋涛已为一家公司做好了一份计划，那家公司甚至也已通过了这个计划，可就在这时那家公司的这项投资被人撤走了，撤走投资的是老板的母亲，她嫌自己二十岁的儿子投资文化太多，“净玩虚的”。当时组约的稿件有一小部分还留在我的抽屉里，翻着它们我也是感慨良多。

实现一个梦想需要八年的时间吗？好在我没有在等待中虚度这八年。八年前及其前后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我身边也曾有过一拨年轻人。都是当时在西安就读的大学生和个别年龄相仿的社会青年，他们创办了《倾斜》并坚持了四期。他们那拨人中有几个天份和资质相当不错的，为诗歌写作所做的准备也很充分，像楼建瓴、一边、逸子等，后来他们中也出了方兴东这样的“社会名流”，但在诗人中只出了一个马非让我长久地遗憾。回头看他们当时的成长环境真是太恶劣了，那时候是“海子热”，是“麦地狂潮”，是不写麦子就不是诗的年代。而且当时铁板一块的诗坛几乎没给他们任何可以揭竿而起的机会。说起他们，我总感觉那份没有如期出世的《唐》欠了他们什么，对于他们，当时我能做并且做了的都太少了。

如今《唐》终于来了，八年不出，它漏掉了可能成为的一代人，所以在它真的诞生的时刻，我的心情并不轻松。好像是在一夜之间，那一夜是在奔赴衡山的南下列车上，我和黄海、土马这两位与我共赴“武林大会”的青年诗人海阔天空地聊诗，主编《七十年代》多年的黄海谈及他有将《七十年代》由报变书的打算，我说《七十年代》名字不好而且意义不大，他问我叫什么好，我随口而出：《唐》。我还谈到当年的梦想和计划，黄海和土马显得很激动，这是我没有料到的。这一趟，黄海从衡山就开始了为《唐》约稿。回到西安之后，我约黄海、土马、秦巴子、朱剑吃了一顿饭，饭桌上大家都在说《唐》的事，这也成了《唐》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大家就《唐》的编辑方针和形象定位做了最后讨论，编委会也在这五人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两个“老家伙”，三位“70后”，这样的人员组合将最大限度地发挥必要的稳重和更多的活力。《唐》，指日可待。

当年筹办《唐》时，逸子曾向于坚约稿，于坚在回信中说了一段话，大意如是：做一本叫作《唐》的刊物，要么是一群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要么就是一群疯子。我想今天还在写诗的人都是广义的也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这没什么可说的，有意思的是他关于“疯子”的话，我想这是因为一贯倡导“拒绝隐喻”的于坚却把《唐》读成了隐喻，一个大隐喻。正确的读法是中岛在衡山之巅的读法，他反复念叨着：“唐，唐，唐，唐。”然后说：“好听！”《唐》不是一帮古典主义遗老遗少的聚集地，也和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个朝代无关，如果说这个字在汉语的语境中尤其在诗人的嘴里有力量，那是一个距今遥远的诗歌盛世所带来的余韵--这点余韵是我可以接受的最后限度。但我最大的希望在于你只是感觉到它在声音上的好听。还有人问过我：它是否脱胎于棉棉的畅销小说《糖》？这令我哭笑不得。看来，对《唐》“拒绝隐喻”的解释真不算废话。

与此同时我也必须声明：《唐》不是一本地域性的刊物。在它诞生的地方，也和其它省份一样，真正的诗人都和本省的正统文学处于一刀两断的关系，该省文学以“农民小说”称著的更为明显的传统性，使如上所述的断裂关系显得更加直接和刺目。秦巴子近期有新的名言：“我和伊沙不是陕西诗人，我们是侨居陕西的中国诗人。”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一丝抱怨，我以为连抱怨都是多余的，因此而抱怨是对我们自身的侮辱！

同时，《唐》也不是一份同仁刊物，至少在艺术上它不是。这并非刻意而为，这是强求不得的事。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后，所有自命的流派以及诗歌写作的小集体都无法摆脱形象的滑稽和处境的尴尬。确实，在已经逝去的上世纪的90年代，“个人写作”是诗人们最大的共识，哪怕有一部分人是口是心非的把它当成了策略。回到个人，所有在《唐》上亮相的诗人都应坚持个人的身份并坚守个人的立场。没有《唐》的诗风，也没有《唐》的诗人。

开阔，但不是没有方向--它将永远保持常识中的中国现代诗继续前进的方向；自由，但不是没有立场--在先锋大旗下的形式多样的探索实验是它最为基本的立场；包容，但不意味着中庸--那种诗坛议会式的为各种势力的代表安排席位的方式必须杜绝；严肃，但不意味着刻板--我们将在作品本身的生命力上来寻求一本诗刊的可读性。

从作品到作品--十年后你会发现这里是名篇荟萃佳作纷呈；外带少量（也只可能是少量）富于创见的文论，具有诗学意义的访谈录和具有诗史价值的回忆录。这是八年来我梦想中的和马上就要摆在大家面前的《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