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一个要去偷的诗人是北岛，对北岛我是大偷，是抢银行。我这么说吧，真正对我作为一个男人的骨骼的最终发育完成产生过影响的同胞是：诗人北岛、评论家刘晓波和音乐家崔健。我在中学时就读过北岛的两首诗，其中一首就被我记住了：《菩萨》。我全面阅读北岛的诗是在大学以后，读了北岛的诗才知道什么是朦胧诗。初读北岛时我有一种改天换地的感觉，我相信没有北岛的诗，北京80年代的天空绝没有那么高蓝。一个“文学少年”外加中文系大学生的文学理想和文学观念遭到了迎头痛击，被击得粉碎！因为北岛，我开始思考诗人存在的意义。在北岛那里，我不光读到了充盈的才情和精良的手艺，我读到了一个伟大男人的内心。10多年后陈凯歌在成都告诉我的故事证实了我由阅读开始的对这个男人的信任与期待都没有落空，10多年后我读他台湾版的散文集《蓝房子》的感受一如当年！而在当年，读罢北岛我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我有那玩意儿！它在我乱七八糟的皮囊里！北岛于我唤醒的是灵魂。我不是要在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之间制造二元对立，但我知道不论你选择那个元，都要做到彻底和始终如一，在先辈面前，我只有惭愧莫名！北岛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诗人，对他的成就和已经取得的一切以及将会取得的一切，我放弃作为同行的嫉妒，对于他去国后创作上的失重我没有兴趣窃窃私语。因为我知道至高的荣誉是给予他不凡的经历和艺术颠峰的--对此我没法嫉妒。我在北岛那里偷到了足够多的东西，然后走了。

1985年，于坚和韩东在《新诗潮诗集》下册露面时，寥寥几首并未唤起我的注意；1986年，他们淹没在“两报大展”拥挤不堪的版面中，甚至不如那些标新立异的名号（什么“三角猫”等等）更出风头。直到1988年，我在一次真情实感的阅读中认识了他们：于坚的《作品第39号》和韩东的《我们的朋友》。我在我肮脏的宿舍中读着他们，我只有深深的感动，感到诗歌原来是这样一种近在眼前的东西，伸手可及，与人类最普通的情感和最具体的生存紧密相连。我手写我口，我说故我写。当时口语诗已在全国泛滥，口水飞溅诗坛，我喜欢他们并不单纯因为他们写的是口语，而是以他们二人为代表的一批的成熟的口语诗人开阔了现代汉诗的空间，把一批真正富有生命力和艺术才华的诗人从词语堆和意象群中解放出来。朦胧诗的方式一直让我有“做诗”的感觉，我知道那不是适合我的诗歌方式，我看到三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的一种方式已经有人成熟地做了出来。我以为是韩东建树了口语诗最早的一套规则（尽管是王小龙更早并且城市色彩更重），这套规则使我在1988年的6月一夜之间进入了口语化的写作--一种更利于我自由发挥的写作，韩东教会我进入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和控制力，于坚让我看到了自由和个人创造的广大空间。可以说，韩、于是最终领我入门的“师傅”。稍后，我还从李亚伟那里偷到了一种愤怒与忧伤交相混杂的情绪，其实，李亚伟是我更为心仪的诗人，他在某一方面流露的才情令我绝望--幸好，它没有构成李亚伟的整体并贯穿下去，否则，我后来的写作就没必要存在。1994年，诗评家李震曾问我一个问题：“你最怕的对手是谁？”本来这个问题的提出就足以让人吃惊了，我却毫不犹豫地回答：“李亚伟！”我偷到了丁当的虚无与洒脱，偷到了默默坏孩子的顽皮与智慧，偷到了杨黎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偷到了王寅招人喜欢也十分必要的优雅，偷到了王小龙的城市感觉和哲学背景，偷到了柯平的江南才子气……80年代，自朦胧诗后具有进步写作倾向的第三代诗人中的佼佼者，被我偷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