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诗写成了我想让它成为的那种样子之后，我就再没有过获奖的记录了。所以此次在《诗参考》获奖对我来说有着“第一次”的意义。

我想一项诗歌奖如果有三个以上的人参评的话，我就永远不可能获奖。如果在我之外还有另一个候选人在场的话，我也不可能获奖。因为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三个人参评就会有两个人反对我；有另一个候选人在场--不管他或者她是谁，也会轻而易举地击败我，因为我首先会被评委们裁定写的不是诗，而另一个人不管写得好坏，他或她起码写的是诗。也就是说在这样的评选中我是毫无竞争力的，谁都可以不废吹灰之力地击败我。程序上十分公正的评奖，永远不会将公正覆盖在我的头上。在这种情况下，参赛就成了一种自取其辱。

九十年代以来，我有过两次自取其辱的经历。一次是在九四年，我在身为组织者的诗人朱文杰的鼓动下以我的第一部诗集《饿死诗人》参选当年度的“西安文学奖”，结果在最终获奖的十位诗人中没有我的名字。据一位参评的老诗人私下透露说，其实我连进入投票的程序都没有，是负责诗歌类评奖的诗人闻频指出：如果伊沙获奖，这个奖就不像政府奖了。奇怪的是在发奖那天他们也向我发了请柬，我什么都没想就去了，结果所有认识我的人都来安慰我，怀抱一个个像泡菜坛子似的奖杯到我身边来坐一坐，还有人夸奖我说：没获奖也来，你这是大诗人的胸怀和气派。操！你说当时坐在那儿的我是该哭还是该笑呢？！另一次是在九七年，身为评委之一的诗人吕德安打电话给我说准备推荐我参选“刘丽安诗歌奖”，我听了很高兴就把作品寄去了，结果再无消息。后来一位诗人打电话给我说吕德安又去美国了，说他一直不好意思再打电话给我，因为他把我的作品刚递上去就遭到另一位评委臧棣的拼命反对，据这位打电话的诗人说：吕德安当时都气哭了。如此说来我还是没有进入投票的程序。悉密在北大讲我的诗，他也要站起来抗议。这个小臧棣，用他在“盘峰诗会”上说徐江的话说他：我可没得罪过你呀！我想得罪你--我把你这么个冒充诗人的学术混混儿得罪定了也是在“盘峰诗会”之后的事，你以为靠西渡、桑克、王艾、胡军军等就能搅一搅我的心情？吕德安是一位我十分看重的优秀诗人，我又一次自取其辱完全是出于他对我看重的看重，真是难为你了，德安兄！

这一次我是在没有多少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忽然得到了这么一个奖的，“十年成就奖”，好像也用不着参选，十年里你做了什么应该一目了然。好像也没有一个可称为“评委会”之类的玩意存在，《诗参考》的主编中岛一个人说了算，他说伊沙应该获奖然后我就获了奖。所以这个奖是中岛本人给我的，既然在以往的评奖中，闻频、臧棣可以一个人说了算，他们说：“不！”那么中岛也可以一个人出来说：“是！”我好像也曾一个人说了算过，那是1998年度《文友》文学奖--也是迄今为止《文友》颁发的惟一一届文学奖，我说颁给食指，也就这么定了。当时我惟一的一点小依据是：《相信未来》在我的《世纪诗典》栏目中发表后我接到了大量（也是最多）的读者来信。我希望在中岛那里也有一点具体的依据，他的回答令我心定，他说：九三年有我作品小辑的那一期是《诗参考》历史上冲击力最强而且影响最大的一期。

一个人在他充分写作的十年结束的时候，他的一位十分了解他写作成果的朋友授予他一个奖项，他真是快乐极了。没有奖金，没有奖牌，没有仪式，仅仅是一项纯荣誉性的奖励，被他引为十年历程的一个标志。他真是快乐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