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卡洛安的记忆，像是一颗忧郁的小石子，藏在心的角落里，荒芜了许久。我总是以为自己已经忘记。然而，离开卡洛安六年之后的一个平常夜，当我走在上海繁华的淮海路上，混迹于夜色中的人群，却没有任何理由地想起了她。

六年前的一个九月，在威尼斯遇见了卡洛安。那个时候,一家电视传播公司投资拍摄的《漫游欧洲》，正以法国巴黎为起点，一路拍过来。我作为被邀请的主摄像，和组里几个成员除了采访，就是不停地拍摄。我主要负责风光素材的拍摄，很是辛苦。这和当初离开上海前想像中的工作加旅游相距甚远。

当时，我们是从米兰拍摄完毕赶到威尼斯的。结束在威尼斯的拍摄任务后，原计划直奔佛罗伦萨，后来因为佛罗伦萨有关方面没有联络好，因此，我们在威尼斯又滞留了一夜。

我们被安顿在远离圣马克广场一家很便宜的旅馆里。正是中午，每个人都因为有了多余的时间浏览这座闻名于世的水城而欢欣不已，立刻结伴出行。而我，固执地认为自己拥有一口还算过得去的英语，执意不与他们同行。

威尼斯到处都是水路，车辆只能停在城的外围，几百座桥连接着这座城市。没有汽车，也没有自行车，除了走路，只有坐船。我背着相机，挎着一个小包，从旅馆里出来，向圣马克广场走去。一条条运河和狭窄的小巷，让我迷失了三次。在这座水城，地图似乎没有什么用，我只能不停地问路。

在圣马克广场，经过弗劳瑞安咖啡馆的时候，我停了下来。九月的威尼斯，那个阳光很好的午后，在这座水城最古老的咖啡馆，我遇见了卡洛安。在弗劳瑞安的门前，我的目光与独坐在红色丝绒椅子上的卡洛安交织在了一起。就像苏东坡留下“到苏州不游虎丘，乃为憾事”一样，那一刻，我为自己进弗劳瑞安咖啡馆制造的虚假理由是：应该进去喝杯什么——在这座城市最有名、最古老的咖啡馆里。然而，还没有听到心的回答，我的脚步已经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几年以后，我在上海回忆起当日的这一切，才敢承认那个真正的理由：其实，一切都是因为卡洛安，那个来自法国南部小镇的年轻女子。

我点了一杯奥姆卜拉，一种威尼斯人都喜欢喝的酒，坐在离卡洛安不远的一张红色丝绒椅上。大理石质地的咖啡桌，光洁如镜。错落有致的红色丝绒椅，墙上的阿拉伯花饰，使整个弗劳瑞安咖啡馆充满了令人迷醉的古旧色彩。

除了身材高挑以外，卡洛安不是那种漂亮的法国女子。她那张年轻而又白皙的脸上，散落着几颗星光似的小雀斑。不知为什么，我立刻就想起《情人》里反复出现的那位站在湄公河畔的少女。卡洛安穿着一身蓝色的丝绒长裙，像是一只蓝色的蝴蝶。在她起身向我走来的瞬间，我的心便迷离失所了。

卡洛安的英语带着很浓的法国口音，她走到我的面前，问我是否来自中国。与沿途碰到的那些常问我们是否来自日本的老外相比，这使我不由自主地向她微笑示意。

卡洛安在我的面前坐了下来，身上有一种淡淡的香味。她对我说，中国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国度。我问她是否去过中国，她遗憾地摇了摇头。看到我手上端着的那杯奥姆卜拉，她有些不解地问我，为什么不点一杯咖啡？这里的咖啡更有名气。卡洛安说话时认真的表情，令我忍不住想笑。于是，我调侃道，我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句话我是用中文说的，卡洛安一脸的莫名其妙，表情却可爱极了。她不停地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实在没有足够的能力把这句话很妥帖地翻译给她，只好大笑。然后，我端起手中的那杯奥姆卜拉，在她的眼前晃了一下，对她说，因为，这很像我故乡绍兴的黄酒，酒的颜色让我觉得很亲切。卡洛安对我这个随口说说的理由似懂非懂。然后，她很认真地对我说，噢——你大概想家了。我笑而不语。

我问卡洛安，你知道中国的什么呢？我听说在中国，花间飞舞的蝴蝶是一个男人和女人变的，对吗？卡洛安突然问我。我笑了。我知道，卡洛安所说的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了。我说，是呵。不过，那只是一个凄美的传说而已。然后，我开始给她讲梁祝化蝶的故事。我尽可能把意思表达得很简洁，卡洛安依然听得入迷，嘴里不停地说，太美了，太美了。我一边说着这些，一边用眼睛盯着卡洛安那张年轻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