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这样在这个地方住下来，开始跟战士们认识了。

我自己说是来体验生活，来学习的。战士们却把我当作从祖国来的亲人看待。他们亲切地对待我，给我各种方便，不管在生活上或者工作上。其实我的工作也很简单。我轮流地跟三个班的战士们一块儿生活，参加他们的学习与活动。（我在第三班的时间比较多些。）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我在旁边看他们怎样生活、学习与活动。

晴天，校正机大清早就出来了，有时候一架，有时候两架，老是在这一带的山头转来转去，一直到傍晚才回去。所以在这里也不可能有较大的活动。但是一天除了睡午觉以外，战士们也少休息。一切的工作照常进行。就在这个山坡上，栗子树旁边，还立得有杠架。天晴时候，在昏暗的暮色中总有一些战士在那里翻铁杠子。晚上点名前常常听得见歌声。

我到这里的头三天，他们让我一个人在洞子里吃两顿饭，都由黄文元同志给我送来。战士们吃粗粮的时候，也让我一个人吃大米，或者吃饺子。我向黄文元同志表示：我愿意跟他一块儿在他们班里吃饭：我希望在他们吃粗粮的时候，也给我吃粗粮。我还说，我喜欢吃高粱米饭。

黄文元同志笑笑，他像小孩子似地回答我：“指导员、副队长招呼过的。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他不披雨布，只穿一身宽大的军服，就显得人特别矮小了。

我讲了一些别的理由。他还是笑着说：“指导员、副队长并不是说李林同志不能够吃苦。不过你年纪大了，不能够跟我们年轻人比，是应该照顾的。你饭吃得这样少，”他关心地望着我说。

我知道多讲也没有用，便换了话题，跟他谈别的事情。

接着我就去找三班长交涉，跟他谈过两次，都没有用。后来我自己到连部去见到指导员和副连长，跟指导员说明我的理由，最后得到了他们两个的同意。所以从第四天起我就跟三班的战士们一块儿吃饭了。

战士们对我的态度始终是一样的。可是我的感觉却有些不同了。我拿着饭碗，蹲在洞口地上，或者坐在小小木板凳上，或者坐在洞内炕上，吃着战士们吃的东西，听他们谈话，或者参加他们的谈话，我觉得我跟他们中间的距离近得多了。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非常自然。

这个班里一共有十一个人，北方人居多，也有广东人，四川人就只有黄文元同志一个。他年纪最轻，还要一个月才满十八岁。比那个脸黑黑的瘦小的广东战士陈大仁还小一岁。陈大仁同志喜欢唱歌跳舞。黄文元同志爱说话，爱笑，我很少看见他皱眉头。星期天下午吃饺子，同志们从伙房里领到用鸡蛋粉、青菜、罐头肉拌好的馅儿来，擀面包饺子的时候，黄文元同志的眉毛就会皱起来。他说，四川人不作兴拿饺子当顿吃，饺子饱不了肚皮。他吃起饺子来，食量比别的战士差。可是吃过饺子以后这一天也没有听见他嚷过饿。他看见我吃饺子比他还少，便得意地笑道：“我没有说假话吧。四川人都是这样。”

“在这里没有四川人、广东人、北方人、南方人，在这里只有中国人，”陈大仁同志用不纯熟的普通话说。

“对，”别的同志们齐声表示同意。

“我也承认你说得对，”黄文元同志点头带笑说，“不过我总忘记不了四川。我只想坐一回新修好的成渝铁路的火车。”

“你的话还没有说完。你应该说，你更忘记不了綦江县，更忘记不了你们那个村子，更忘记不了你房屋后面那条小河。我已经听见你说过好多遍了，”陈大仁同志开玩笑地说。

黄文元同志不笑了。他已经放下了碗。他不作声地用一只手托住下巴，好像在想什么心事似的。旁边一个年纪较大的同志笑起来说：“你们看，他又在想家了。”

黄文元同志放下手，站起来，眨了眨眼睛，愉快地笑了笑，带着感情说：“我还用得着想家？我连我屋门口那棵黄桶树有多粗我都记得清楚。离开家才不过一年多，我哪一样记不得？”

“那么你又在做见毛主席的梦了，”陈大仁同志说。

“对，对。黄文元，你把你梦见毛主席的事情讲给李林同志听吧，”那个叫做王国兴的河南战士在旁边鼓动他。

“我不说，”黄文元同志带点害羞的样子摇摇头，就迈着快步子顺着交通沟逃开了。

也没有人去追他。三班长转过脸来朝着我，解释说：“黄文元是个好同志，你没有理由不喜欢他。他不喜欢多讲自己的事。他做梦都在想立个大功回祖国去见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