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的欢腾，不久便烟消云散。日本降兵还没有完全撤出中国，国共内战随即再次爆发。1948年，距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南京路庆祝抗日成功凯旋大巡游不过两年，中国又陷入一片阴霾。各地城乡受内战困扰，未能休养生息，人民生计日见紧绌，中国已处于破产边缘。通货膨胀严重，钞票可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幼年的我，兴致勃勃的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大唱共产党的进行曲，我准是年少无知得可以了。我们不知道，这首歌日后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形势的严峻让逃离上海的念头再次浮现，但这次我们是考虑一走了之。对我们来说，这有点不可思议，尤其是父亲，如何抉择，一定很不容易。这次出行，无疑是我们一家的转折点。就父母亲而言，他们舍弃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要从新在社会立足。就我们两兄弟而言，立即就要在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下，过全新的学校生活，适应完全用英语授课。1949年的香港与上海相比，仍是个宁静的小城，没有上海车水马龙的烦嚣。它的美丽迷人给我们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

客轮把我们由台湾送到香港，在尖沙咀的海运码头靠岸。甫抵达，我只感觉到周围的人怎么都在胡言乱语。香港人主要来自广东省，说的是粤语，语音和语法都与上海话或我在上海上学时学的国语大相径庭，我一句也听不懂，讲更不行。也就是说，我根本难以与别人沟通。我只好说英语，幸好香港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说英语，但一般市民却完全不懂洋文，我遂有如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之感。但我很轻易便适应香港的教育制度，而且挺喜欢这儿的学校。南北两地的学习生活可谓配合得天衣无缝。尽管广东话不灵光，中英文流畅提高了我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我日渐养成多元文化的习性。我的兴趣很多，最后决定修读电机工程。到底为什么我会有此选择，自己其实也不大清楚。虽然我对化学很入迷，但我还是想做个电机工程师。碰巧那年香港大学的工程学系还未为电机工程准备好必需的教学人员和设施，我面前唯一的途径就是投考英国的大学。

我选择了伦敦大学的和域治理工学院（Woolwich Polytechnic），这学院提供一年的大学预科课程，之后可升上新的三年制学位课程。因为喜爱化学，我在高级程度考试中报考了四个科目。坦白说，我报考高级程度化学只是因为觉得那些化学实验很好玩，我不觉得学化学和数学是件苦差。一面从课本上汲取知识，一面从实验中印证原理，既有趣又有满足感。大学对我来说简直是个乐园，是我的一种享受，事实上，如果我们做的都是自己喜爱的事，生活更快乐没有了。怀着兴奋和天真的热情，我盼望着1953年夏天的来临，到时，我将乘船前往伦敦。启程当日，母亲留在家里，只有父亲和弟弟送我上路。

母亲一直是家庭的支柱，她总是能收藏自己的感情，在面对疑难时作出正确的抉择。她重视两个儿子的学业，希望我们能成人长进，自我独立。把长子送往学费昂贵的外国就读，颇耗费家里的积蓄，但双亲义无反顾。未来几年，家里都不会有余钱让我回港探亲，十三年后我首度回港，竟是挈妇将雏了。在1953年盛夏的那一天，她留在家里与我说再见，显然不想在公众地方情绪化起来。许多亲友都来了。我带着送行的亲友在船上四处参观，浑不觉播音器提醒所有非搭客立即离船，还差点和他们一块步出跳板。那时我还泰然自若，大谈船上的洁净，要他们记着给我写信，催促他们在跳板拉起前赶快离船。分别的一刻似乎在各人，包括我自己，不经意间就过去了。

我见通道上有一张舒服的座椅，就坐下来定一定神。一直平静的人这才意识到，我与家庭那无形的脐带将断然分离，我霍然而起，跑到船边，只见船和码头的距离愈来愈远，岸上有乐队不停吹奏，送行的人不停挥手。就这样，我独自起行，到一个遥远的国度，独自一人面对自己的命运，迎接种种未知的挑战。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有自信，虽然我只有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