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起被子盖住头，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着，直到晚上才起来。我得去见亚历山大，去告诉他一切，去乞求他的原谅。我不能去大宅，不能再偷溜进去——这次他可能会叫警察了。那就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了——也许他会去那里。

我爬进杜斯维尔公墓，背包里有一束水仙花。我沿着上次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线，飞快地在一座座墓碑间穿过。我既兴奋又紧张，想象着他在等我，看到我就朝我跑过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他的吻雨点般落在我脸上。

可我转念一想，他会原谅我吗？这会是我们第一次吵架——还是最后一次？

我终于找到了他祖母的墓碑，可亚历山大不在那儿。

我把水仙花放在墓碑前。肚子突然一阵剧痛。

眼泪涌上了我的眼眶。

“奶奶，”我大声说，环顾四周。可谁能听到我说话呢？如果我想，我甚至可以大喊大叫，“奶奶，我把事情搞糟了，非常糟糕。这世上没人比我更喜欢您的孙子。您能帮我吗？我好想他！亚历山大以为我觉得他是异类，我的确认为他与众不同——跟其他人不同，但跟我是一样的。我爱他。您能帮我吗？”

我等着，期待着能出现一些奇特的征兆，或者说奇迹——蝙蝠从头上飞过，或是一声响雷，什么都可以。可是我只听到蟋蟀的叫声。也许奇迹的出现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我只能这么期待着。

一天的相思病变成了两天，然后是三天、四天。

“你们不能强迫我去学校！”每天早上我都嚷着这句话，然后翻过身去继续睡。

詹姆森还是跟我说亚历山大不来接电话。“他需要时间，”詹姆森说，“你要有耐心。”

有耐心？见不到他，每秒钟对我来说都无限漫长，要我怎么有耐心？

星期六早上，我的床边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我要跟你单挑！”老爸说，把他的网球拍扔到我床上。他打开窗帘，阳光照进来，刺得我睁不开眼。

“走开！”

“你需要锻炼。”他丢给我一件白色T恤衫和白色网球裙。“这些是你妈妈的衣服！我在你的衣橱里找不到任何白色的东西。快起来！半小时后我们上场。”

“可我好几年没打过球了！”

“我知道。所以我才带你去。我今天想赢球。”他说着关上门出去了。

“你赢，想得美！”我冲着关上的门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