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货商店旁边是一家药房，那儿有供外国人购买的旅游纪念品：塑料的针灸人偶。人偶不大，白色，手感有点黏糊糊的，上面标着数不清的针灸位置记号。银针本身有三到八英寸长，用一个好像是自助式的针灸箱装着。店里还有卖白色的黏黏的针灸耳模（中医认为耳朵上集中了绝大多数的神经末梢）。在我带回家的纪念品中，这些人偶和耳朵模型最受欢迎，哦，还有在中国人人都戴的红色毛主席像章。

我那个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朋友保罗·马克思，对我带给他的耳朵模型爱得发狂。那时针灸技术还没有传入美国，中国人竟声称他们做手术时不用麻醉剂，只用银针就行了。我们离开北京前的一个下午，一些记者被请去观摩一场真正的手术。据说，患者躺在手术台上，大睁着眼睛，看上去非常放松。我属于连针刺都怕的那种人，就没去参观那个。能带半打塑料耳朵回家我就很满足了。在那家药房里，还有一样东西卖，但是我没买。你相信吗，在这个“清教徒式”的国家里，在这个据称没人为了爱而结婚，而是因为“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国度里，那家药房里竟然有 春药。

我争取拍摄了另一则故事，是在“长青人民公社”。这个公社离我们住的宾馆只有十分钟.程。在宾馆里我们享用着冷热自来水，还有颇为豪华的浴室，公社里却一样都没有。

我们拜访了一家姓康的农户。与之相比，我在威尔士见过的简陋的矿工家庭简直就像特朗普大厦般豪华。康家有两间屋子，泥地，有一个砖和木头做成的床，底下放着一箱煤炭供热，屋外有间厕所，除此之外别无他物。然而，康一家照样拥护共产党。是的，他们有足够的粮食，冬天能取暖，有干净暖和的衣服穿，这一切都归功于毛主席，是他把田地从凶残的地主手中夺过来还给农民的。

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片子，因为这是我们唯一一次拍到了真实的中国家庭，美国观众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也可以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我把片子发回了纽约，但就在长青人民公社和洛克菲勒中心之间的某个地方，它消失不见了。或许它还在.上转悠吧。

一周渐渐过去，我慢慢习惯了那些漫长的工作时日，通常是从早上六点到凌晨两点。我随后意识到，我心中充满压抑和沮丧。行文至此，我仍能体会到那种感觉。

甜的事情说完了，以下就是酸的部分。

我和某些男同事处得很不好。甚至在我们还没到达中国的时候，敌意就开始酝酿了。我们出发前在夏威夷停留了一个晚上。亨利·基辛格以及少数几个白宫官员，包括尼克松的秘书罗丝·玛丽·伍兹，还有演讲撰稿人帕特·布坎南，都接到了克莱尔·布思·卢丝的邀请，要去参加一个小型宴会（卢丝夫人当时住在檀香山，是时代公司创始人的太太，也是个很难对付的女人）。经过一系列在《今日》中对基辛格的采访后，我和他已成了好朋友，于是他问卢丝夫人我能不能也去参加那个宴会。酸涩的一幕从此拉开了。

我并不是唯一受邀的记者。约翰·钱塞勒去了，西奥多·怀特也在，但是作为唯一的女记者，我十分引人注目。那些未获邀请的记者们（大多数名记者都未获邀请）嫉恨我和基辛格还有白宫官员走得如此之近。在他们眼中，我是个一步登天的人，毫无经验，骄纵又跋扈。那天，基辛格把我拉到一边说了几句话，这更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