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会说出某些相似的观点。就算我得不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也会是个不错的电视片。

可是我的想法没能实现。

我在开罗的酒店房间里等了好几天，每天盯着电话，盼着它响起来。我已经把想法告诉了拉宾总理，他真是个悟性极高的政治家，但是埃及方面还是毫无音讯。为了打发时间，我在电话上跟同住一间酒店的制片人聊起旅行安排。埃及没有直达那个“不存在的国家”的航班，因此我们只得取道塞浦.斯或雅典。但是如果能够做成这两个采访并接连播出的话，一切都值得。我们刚挂上电话，电话就响了。

“不可能的，”电话那头是埃及政府官员，“要是你打算在同一时间，或是同一天播出对萨达特总统和拉宾的采访的话，你就别想采访我们总统。”

埃及人是怎么知道我的计划的？显然他们窃听了我的电话。只能算了吧，“和平使者”芭芭拉·沃尔特斯。于是我向埃及官员保证，我不会把对萨达特的采访跟任何其他采访一起播出，但是我仍然没有获得明确的许可。那位官员告诉我，第二天总统的一个助手会先见见我，然后再看情况。

我打算小心行事。为了尊重穆斯林的风俗习惯，我穿了一件黑色的外套，一条长及脚踝的黑色裙子，这是我专门为了这次采访买的。当我到了位于吉萨的总统官邸时，完全不知道谁会来面试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被领进一间铺着大理石地板的接待厅里，有人给我倒上很好喝的香料茶。门开了，一位风姿绰约的女人走来，她穿着一身时髦的绿色长裤套装。

“我是吉汗·萨达特，”她说。

我们聊了一小时，我发现这位萨达特夫人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当时身穿的那套衣服，正是1973年战时她到前线去为埃及军队鼓舞士气时穿的同一套。以前从没有哪位埃及领袖的夫人这样做过，无论是穿长裤还是去视察军队；她还在开罗大学注册了课程，希望此举能够激励其他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她还打算把自己的考试过程用电视实况转播；尽管遭到强烈的宗教反对，她还是.持计划生育制度，希望能够控制埃及暴增的人口；她还倡导为残障人士和孤儿修建庇护所，并提倡女性应有离婚的权利。

与他的丈夫相识的时候，萨达特夫人吉汗年方十五岁，还是个在校学生，而萨达特本人已经离了婚，还带着孩子。吉汗的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埃及人，对她来说，萨达特是个英雄。作为埃及的一个国家主义者和革命者，他挺身而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并参与推翻腐败的法鲁克国王的傀儡政权，为此他曾一度入狱。吉汗的父母并不赞成女儿的选择，萨达特比她大很多，还离了婚，而且一文不名。但这对爱侣还是结婚了，据我观察，这桩婚姻充满了尊重和挚爱。

过了好多年，也喝过了好多杯香料茶，吉汗和我成了终身的好友。从那时起我就很崇拜她，并且我获得了采访她丈夫的许可。他需要她的赞成票。

那一幕情景，事隔三十年了，想来仍栩栩如生。当我到达采访地点时，我看见一个身材单薄，一脸困惑的男人，坐在我们装电视器材的空箱子上，拿着烟斗，瞧着技术人员来来往往地把摄像机、麦克风、监视器和灯光设备塞满了他的会客厅。没有保镖、没有助手、没有秘书，埃及总统就那么坐在那儿，看着这一切。

我的首次采访进行得很顺利。萨达特不断重复说，他想跟以色列取得和平，条件是以色列要归还1967年以来侵占的埃及领土，以及巴勒斯坦的属地。“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他说。最重要的是，他回答了人人都关心的问题 他会和拉宾总理见面吗？

“目前不可能。经过二十六年的敌对、暴力、战争、仇恨，我们一下子就能见面了？这完全不合逻辑。”

这答案并不算斩钉截铁，而是透露出一丝希望，因为他是说“目前”不可能。采访在温暖的气氛中结束。芭“爸”拉，他这样叫我，他总是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