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不觉得萨达特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种令人恐惧的大魔头。他举止潇洒，直率坦诚，极具领袖魅力。所以我觉得他的风头有可能会盖过拉宾总理。尽管拉宾才华横溢，但在以往的采访中他总是显得沉默寡言，没什么幽默感。

但是在特拉维夫的采访中，拉宾总理变成了个非常健谈的人。他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且自己提出了很多问题。他对萨达特非常感兴趣，这个他从未见过，并且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见到的人。“他什么样？”“他说些什么？”“你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当然不会冒失到自以为是官方的中间人，但是我无法拒绝这样的想法：身为记者，我可以跟他们两位对话，实际上还传达了他们之间无法亲自沟通的消息。于是，我向拉宾描述了萨达特的个性，并且告诉他，在我看来萨达特是个能为别人着想并通情达理的人。我还告诉他，我感到萨达特虽然并没有在规划见面，但他的确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回到纽约，我们把这两部片子先后两天在《今日》里播出了。另有大部分访谈放到了晚间的新闻节目里。此时正是9月，秋季电视季刚刚开始，片子的收视率很高，尤其是萨达特的部分。这是他首次在美国人民面前亮相，观众们都被他迷住了。这个男人日后将成为美国人眼中的英雄 第一个与以色列握手言和的穆斯林领袖。当时我也在场，这个随后我们再谈。令人哀伤的是，我也将再次前往开罗去报道萨达特的葬礼，1981年他因为谋求和平而遭到刺杀。

1975年，晨间节目也面临了行业内的小小战争。ABC在11月推出了《早安美国》的处子秀。这是《今日》遭遇的首次真正挑战，但这毫不奇怪。该节目播出几个月前，一位ABC的董事会成员就试探过我的意向，看我能否跳槽到ABC去。这是我首次与ABC的接触，那时我觉得，这真是非比寻常。

这位ABC的董事会成员是我的一个朋友，名叫杰克·豪斯曼。他比我年长，为人很好，是个很成功的商人。他和太太埃塞尔有个患有.瘫的女儿，过去他们曾帮过我姐姐的忙。他们为神经障碍患者们开办了一家庇护工场，觉得我姐姐可能会愿意去看看，没准还可以去那儿工作。杰姬的确去参观了，但她觉得自己不适合那儿。我依然很感谢他们的关心，并且每年义务为他们主持电视筹款节目，为.瘫的研究和治疗募集资金。

ABC的创始人和主席莱纳德·戈登森也有一个身患.瘫的女儿。我跟他不熟，但是他和杰克·豪斯曼由于共同的牵系而成为密友，并联手创办了.瘫联合协会。豪斯曼是ABC的董事之一。他们两人一定是事先商量过了，因为某天豪斯曼突然意外地打电话说想见我。就在那次会面上，他问我是否有意向转投ABC，因为公司正在考虑制作晨间节目。他说，ABC愿出高薪请我过去。

我立即就答复了他。“谢谢，不，”我说。为什么我要离开一个待得很愉快的成功电视节目，跳到竞争对手那儿去做一个没有把握的晨间节目呢？于是，《早安美国》的处子秀中没有我，而是一对联合主持人（请注意“联合”二字哦）：戴维·哈特曼和南希·杜索特（直到1980年琼·伦丁才成为联合主持人）。尽管这一对联合主持人别具魅力，但是他们从未赶上过我们。我没再想ABC的事儿。

当时正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今日》为NBC带来每年千万美元的进账，是NBC最赚钱的日间节目，也是其他电视台眼红的对象。此外，我的努力也得到了认可。1975年，国际广播电视协会推选我为“年度主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荣誉。它是电视同行们选出来的，因此这个奖对我来说格外有意义。我还赢得了艾美奖的“最佳主持人”奖项。这个奖对我来说同样重要，但中间有个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