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很糟，母亲只得断然做出决定，她把父亲送进了养老院。尽管那里声誉极好，有着周到细致的护理服务，父亲还会有一个二十.小时的私人护士，可它终究是个养老院。如果说去那儿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父亲可以找到牌搭子。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憎恨这种羞辱，卢·沃尔特斯的晚景竟是如此凄凉。但是我觉得他太虚弱太沮丧了，没法对抗这一切，所以我没法反对这个决定。我怎能强迫母亲把父亲留在家里？母亲自己也已年迈，而且心神不宁，就算我为他们请来全天候的护士也不行啊。

母亲尽力去养老院看望父亲，每周至少三次，她请她妹妹莉娜开车，带她和杰姬过去，她还会带些父亲最爱吃的东西：腌鲱鱼和意大利香肠。但父亲日渐憔悴了。我过去看过他很多次，坚持每周六给他打电话，但是他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我在说话，告诉他我正在做什么，再问问他的情况，他只能答说，“对，亲爱的”或是“不，亲爱的”。

我的探视次数太少，并且总是令人垂头丧气。因此每次我去看他或是打电话给他时，我都想着让他搬到纽约来，跟我和小杰姬一起住的。他宠爱小杰姬，或许她能带他走出抑郁，重归正常生活。但我没有这样做，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憾事。我的房子也很小，只有两间卧室，其中一间被我用作了书房。把父亲接过来的话我觉得太挤了。但今天我希望当时我能那样做，但我太忙了，连陪伴小杰姬的时间都没有。于是父亲还是留在了养老院。

我知道这真的很惹人烦，总是回顾过去，一遍一遍地说着内疚、内疚、内疚。我知道如今很多家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特别是老人们比以前都更为长寿了。但是我心中的内疚感实在太强烈了，我必须强迫自己把它写出来。我意识到我是多么关心父亲，多么崇拜他。如今我也老了，童年时的怨恨早已随风而逝。我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上流着的他的血脉，他对书籍的钟爱，写作的乐趣，甚至还有他的幽默感。这些让我明白，我是我父亲的女儿，尽管同时我也继承了我母亲的忧虑。

生活还是得继续下去。佛罗里达的家充满忧伤和孤独，我在纽约则越来越忙。每天早晨我要在《今日》里出镜，然后是《并非只限女性》，我还不时在约翰尼·卡森的《今晚》里做代班主持。此时我说服了休·唐斯从半退休状态重新出山，隔周和我轮换主持《并非只限女性》。这减轻了一些工作量，但是我仍然要接下一些演讲，偶尔为杂志写写专栏。我心里依旧存在着跟父母一样的担忧，担忧这一切会在明天就结束，因此我尽自己所能地做好每一件事，努力挣钱，为了他们的将来，也为了我自己的将来。

做好每一件事，这首先就意味着要做重要的独家专访。当我照常写信打电话去约谈采访时，哈哈，好消息来了！台里派我跟随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和一队记者一同前往古巴，去会见菲德尔·卡斯特罗。

1975年春天，变化正悄悄到来。此时，距离美国资助古巴流亡武装分子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失败已有十.年，距离古巴导弹危机也已有十三年。美国上下议论说，应当与共产党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起码也要放松一下从1962年起实施的经济封锁（这封锁如今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