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的最大败笔就在于，在借鉴历史的时候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就把景帝假设成了和高帝、吕后、文帝一样高超水准的政治家。然而，终景帝一生，他都没有能够达到祖父、父亲那样的高度，于是，晁错所做的一切分析和论证，由于子虚乌有的前提，变得一文不值。

高帝刘邦除掉七位异姓诸侯王，对楚王韩信是诱捕，对赵王张敖和梁王彭越是直接抓捕，对韩王信和燕王卢绾是逼迫他们逃亡，只有对燕王臧荼、淮南王英布动用了武力。事实上，高帝兵不血刃就已经解决掉其中五人，亲征平定臧荼的叛乱不过三个月的时间，英布坚持得较久，也不过一年。如此顺利地剪除功臣，离不开事前的重要伏笔，高帝的分封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异姓诸侯王必须离开自己长期经营的地盘，到完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建立王国。韩信先是齐王再被迁封为楚王，韩王信先王颍川再被迁封至太原郡，卢绾封燕王之前亦无燕地的经验，这就使得诸侯王在新的封国根本没有时间发展出盘根错节的势力。吕后选择动手的几乎全是些有名无实的孩子，她逼死的高帝三名少子，名为诸侯王却绝无个人势力可言。

文帝原本被高帝封为代王，吕后集团被消灭之后，他以藩王的身份获得大臣、诸侯的拥护继承帝位，作为交换条件，必须恢复诸侯王在吕后时期被剥夺的利益。文帝的老谋深算，体现在他做出的每一次毁灭，竟然可以全部从建设性的工作发端，削藩从来都是顺势而为绝不刻意追求，永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每一步都走得恰到好处。世言文帝好黄老之术，观其顺势而为、不争是故天下无与争，实在是融会贯通深得其妙。

赵幽王刘友（先封淮阳王）乃是高帝少子、文帝亲弟，被吕后逼迫自杀后留下儿子刘遂、刘辟强。文帝登基当年（前179）就重建赵国，立刘遂继任赵王。诸侯王们还没有从对文帝的赞赏中清醒过来，文帝就又做出了让他们热泪盈眶的举措。吕后不是连一个赵王都不能容忍么？文帝却偏要让赵王一脉多子多王，第二年（前178）又封刘辟强为河间王，至于国土就从赵国拆分出河间郡解决。没有人能对文帝有所指责，相反所有人都为文帝的温情脉脉感动，他不仅全面推翻了吕后的政策，甚至用极端的行为对吕后的政策做出了羞辱，而赵国就在这喝彩声中肢解为两部分。

齐悼惠王刘肥是高帝长子、文帝亲兄，其国在吕后时期被夺走三个郡，文帝即位后先将三郡归还，随即析出齐国两郡为城阳国、济北国（不久因谋反除国），齐国一分为三。文帝十六年（前164）第三代齐王去世，因为没有子嗣，按照法律将取消封国，可真要严格执法，或许会逼反齐国王室的旁支子孙。常规的选项是找到齐国王室之中与第三代齐王血缘最近的一个堂兄弟继任齐王，但是文帝再一次做出了悲天悯人的举动，作为弟弟他绝不容忍兄长绝后，作为叔父他一定要确保每个侄子荣华富贵，为此把刘肥在世的六个儿子全部封王，当然土地还是齐国那片土地，结果文帝在侄子们的感激涕零之中，分齐国为七。

解决淮南国更是将文帝的隐忍和权谋显露无遗。淮南王刘长是高帝之子、文帝亲弟，文帝六年（前174）冬十一月，因涉嫌谋反被废除王爵，随后自杀。此时文帝尚不敢取消淮南国的建制，选择改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前168），这样一来不至于触怒其他诸侯王，二来将刘喜调离世代经营的城阳国，一举削弱了两个王国。如此行事引起各方势力不满，民间传出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23}公开影射文帝逼死刘长，文帝顶住压力坚持了十年。十六年（前164）与肢解齐国同时，文帝决定对逼死兄弟的过失做出补救，他要为可怜的弟弟恢复淮南国，作为补偿不能仅仅分封一个儿子，而要把刘长三子全部封王，照例土地还是淮南国的原有土地，重新分作三份立为淮南王刘安、庐江王刘赐、衡山王刘勃。至于挪来淮南刚刚四年的刘喜，回调城阳继续为王。文帝用进两步退一步的策略，将淮南分割的同时也封住了所有人的口，捎带还确保了刘喜永无稳固的根据地。

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赵、齐、淮南三国第一代王都是高帝之子、文帝的兄弟，文帝所做的一切就是分割兄弟的遗产，然后以帝国的权威确认每一个侄子分到的那一份的合法性。这便是贾谊所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文帝用照顾到每一位侄子切身利益的方法，毁掉了兄弟们的庞大遗产。对血缘相对已经疏远的楚国、吴国，不论他们如何违法乱纪文帝一概容忍，这就维持了公正的名声。文帝一步一步缓慢推进削弱诸侯的措施，精密计算每一次动作造成的中央和地方诸侯国实力消长，小心谨慎地切割诸侯的领地，同时确保帝国的稳定和平衡。

这是老辣的政治家的能耐，更何况他们还有令后世子孙难以望其项背的个人威望，高帝和吕后自然不必多说，两人的威信在反秦起义、楚汉战争的血腥杀戮以及尔虞我诈的宫廷政变中建立起来。文帝每一次动作都以道德标准为前导，又精心确保几乎每一诸侯王都能获得利益，根本谈不上存在什么像样的反抗。以拆分齐、淮南两国而论，那已经是文帝即位的第十六个年头了，十六年的帝王历练无论如何要比景帝即位第二年就削赵国、胶西国，第三年即直接拿吴国、楚国动手要成熟得多。

现在猜测一下，文帝实际上一直按照贾谊、晁错的思路执政，却不重用他们的原因。文帝必定赞同晁错削藩的政治见解与主张，不过对此贾谊已经作出详尽且近乎完美的论述，文帝实在不需要对同一政治纲领收集两种仅仅是文字排列有区别的版本。晁错的问题在于仅仅得到法家精神的外形而不见其精髓，看到了诸侯王尾大不掉的现实，解决的办法却是直接削夺其土地，如此急于求成完全未顾及帝国的政治现实，以一己之力对抗占据半壁河山的诸侯王，必将酿成亡国剧变。也许文帝希望岁月的流逝和阅历的积累，能够让晁错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毕竟人才难得，留给太子未来使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遗憾的是文帝的希望只能是落空了，晁错的政治智慧在文帝时期就已经定型停止发育，时间的流逝并未使得晁错成熟起来，他继续在错误认识景帝的基础上做不切实际的幻想。根据自我膨胀的假设思考并且推理，他将矛头直接指向吴国，做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急），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这样莫名其妙的判断，促使景帝最后下定决心。

景帝三年冬（前155年底）朝廷削藩，以楚王刘戊在薄太后国丧期间行淫乱，下诏赦其死罪，削楚国东海郡和薛郡收归朝廷{24}；以吴王刘濞诈病不朝天子等罪，下诏削吴国鄣、会稽（吴郡从中析出）两郡收归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