郅都升任帝国中尉，这一官职在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称为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号叫做执金吾，负责京师长安的治安。以后，宁成、赵禹、王温舒、尹齐、杜周、尹赏等帝国重型酷吏，将依次执掌这一关键岗位。

史传中并无过多关于郅都任职中尉期间的详细案例，但他显然没有辜负景帝的期待。三年以来，中尉郅都已经成为执法最为严厉的帝国官吏，执法之坚决从不因为罪犯位列宗室、公卿而有所回避。这种一视同仁的严酷已经渗透进郅都的血液，执法者的身份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在每一刻都要与所有官员分庭抗礼，即使见到百官之首的丞相周亚夫，郅都也仅是简单一揖；列侯、宗室与郅都碰面，再无人敢直视他的目光。从此，郅都被称为“苍鹰”。景帝中二年（前148）三月，这头维护皇权最为凶悍的帝国猛禽，奉命审理临江王侵庙一案。

临江王刘荣作为景帝十四位皇子中的长子登上历史舞台，凤子龙孙的高贵血统虽然能够带给他锦衣玉食，却也因此为他种下无尽的惶恐与死于非命的祸根。事实上，他的命运从来就没有把握在自己手里：母亲栗姬受到景帝的宠爱，他就被册封为太子；四年后母亲失宠，他就被废为临江王。

离开长安的刘荣，回到自己江陵的封国。也许是纨绔子弟的少不更事，也许是继承了母亲低下的情商，他在临江国营造宫殿，竟然大胆占用了太宗皇帝也就是他的祖父文帝的宗庙中的土地。

本朝以孝治天下，故而皇家极为重视对先祖的祭祀，但透过这公开的说辞背后，实际另有隐情。

高帝十年（前197）八月，太上皇死后不久，朝廷诏令天下异姓、同姓诸侯王，在各自国都为太上皇立庙祭祀。此一政策就当时而言，更多是针对异姓诸侯王，借以树立天子威严而消除其反叛意图，维护刘姓一统江山{13}。出于同样的考虑，文帝、景帝继续这一政策。元年（前157）冬十月，景帝在登基之始即下诏，“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

刘荣侵占的正是临江国为文帝所立的太宗之庙，祖父的在天之灵是否恼怒刘荣肯定不得而知，但是尚在人间的父亲异常震怒。景帝诏令刘荣即刻启程，赴长安中尉府说明情况。

暂且不必理会刘荣如何战战兢兢，接获审讯任务的中尉郅都必定心生疑虑，景帝的做法并不符合司法程序。

帝国最高司法官吏乃是廷尉，同姓诸侯王归属负责皇族和外戚事务的宗正管理，重大案件一般又需要丞相等最高一级的官吏会同审理。文帝六年（前174）淮南王刘长谋反一案，即是由丞相张苍、典客冯敬、代理御史大夫的宗正刘逸、廷尉贺、备盗贼中尉福等五人会同审理{14}。万无单独交由中尉处理的前例。

郅都一定很难断定景帝到底要做什么，不过作为主管京师治安的中尉，他对帝国法律以及类似案件的审判结果肯定了然于胸，可以类比的、最接近的一个案件，就是申屠嘉弹劾晁错一案。郅都知道那是晁错在任内史的时候，为了上朝不绕远路就直接在京师宗庙的外墙上开凿出一个小门。这与刘荣的罪行不相上下，关键是景帝接到丞相申屠嘉报案后的反应，他强词夺理说内墙才属于宗庙，而晁错凿穿的外墙根本不在宗庙范围之内。丞相在事后生气地说，早知如此我就先斩后奏。这一抱怨明确透露出一个信息，要不是景帝赦免，这项罪名严格按照法律来办一定是死罪。这也正是晁错当年弄清楚的那一点，帝国法律体系的本质即在于，无论条文规定如何清晰，最终的解释权永远掌握在皇帝手中，说穿了每一次重大案件的本身和结果，都不过是皇帝意志的体现罢了。

回到案件本身，刘荣本传中记载的事前事后的种种迹象表明，舆论同情刘荣。

就在刘荣离开江陵封国赴京前，祭祖结束，登车准备出发，这时候车轴忽然折断，当地百姓普遍认定为凶兆。迷信说法背后暴露出来的真实信息，是当时社会舆论对刘荣赴京吉凶的判断非常悲观，如果这种判断不是空穴来风的话，有权力毁掉一个皇子的人除了景帝又会有谁？刘荣死后葬于蓝田，史载数万燕子衔土置其冢上。吝字如金的正史如此不惜笔墨编排故事，只能说明社会主流舆论认为刘荣罪不至死。刘荣死后获得“临江闵王”的谥号，一个“闵”字，将同情与怜悯溢于言表。

置身当时的郅都，不会不清楚这些情况，他也明白自己作为帝国头号酷吏的名声。问题在于，景帝明明知道自己执法以严以重闻名，却断然将临江王一案交由，而且是单独交由中尉府审讯，这其中是否包含着什么不可明言的暗示？

也许就在这一刻，郅都相信自己判明了景帝的意图。

临江王的罪过，不在于他营造宫室侵占了太宗庙地，而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四年皇太子的经历，可能构成景帝死后影响帝国最高权力顺利交接的不安定因素，居安思危的景帝现在要清除这一危险。

景帝首先是皇帝，然后才是父亲，即位以来的惊涛骇浪已经让这个男人心如铁石，哪怕牺牲自己的儿子也在所不惜。既然这不过是个可生可死的罪行，就必须要找到一个量刑严酷的人来加以审理，景帝选择了郅都。

现在可供郅都选择的，要么秉承景帝的意图置临江王于死地，要么为临江王求情减罪。文帝时期的廷尉张释之是他绝好的榜样。文帝一次出行之时所乘车驾之马被行人惊吓狂奔，张释之拒绝文帝杀死行人的命令，坚持按律处以罚金；另一次是盗贼窃取了高帝之庙的玉环，张释之对文帝族灭盗贼的命令再次拒绝，坚持按律仅处死盗贼本人。

到底是一个冷酷无情、以帝王意志为意志的酷吏，还是一个可以坚持人伦大义、匡助帝王向善的社稷之臣，此时此刻，就在郅都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