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少府责任重大，所管辖之事又繁杂无比，赵禹也一定有足够的自信可以胜任而不辜负武帝的托付。这样的自信一方面来自赵禹的丰富经历，历任最底层直至九卿几乎每一层级的官职，带给他对帝国官僚行政体系每一环节关键之处的深刻认识；一方面来自廉洁与苦心孤诣带来的成功。

近三十年的小心谨慎，已经为赵禹在帝国范围内赢得了极其廉洁的名声，他因此自信也为此自豪。显然，赵禹将廉洁的名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是这两个字支撑他一步步走到高位。近三十年面对无尽的诱惑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只有他自己最为清楚。付出几乎半生的时间小心呵护的形象，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就足以将先前的所有努力全部付诸流水。

赵禹的廉洁来自他的特立独行，甚至是一意孤行。

就像战国四公子人人门下食客三千一样，本朝贵族和高阶官吏也有豢养数量庞大的食客为己所用的风气。吴王刘濞有枚乘、淮南王刘安有伍被，这些文士辩才为宾客，是出谋划策、舞文弄墨的高手；梁王刘武则豢养着大批刺客，袁盎即是死于刺客之手；窦婴、田蚡、灌夫门下宾客也都成百上千。

赵禹对这些情况不会陌生，但他却绝不考虑模仿。一方面是对其恶果的深刻了解，一方面也是对个人能力的绝对自负。食客或者宾客，都是主人的幕僚，可以代替主人出面经营产业甚至行凶报仇。不过如此效劳并不能平白无故地获得，赵禹知道，作为主人就必须要举荐宾客出任官职、供应食客的经济生活，甚至宾客违法犯罪、杀人越货还要设法为之解脱，即使藏匿罪犯也义不容辞。

这一切已经远远超越了赵禹的底线。他只以俸禄和皇家偶尔的赏赐为生，既不受贿也不经营产业，没有多余的财力供养哪怕一个食客；深入骨髓的执法意识根本不允许他为任何侵犯帝国法律的人做出丝毫的宽宥，更别说知法枉法；自身的能力足以应对一切，也使得他未必看得上那些食客中的所谓智囊；至于文字他本人就有足够的功底可以写出标准规范的奏疏、文告，《朝律》六篇尚且是由他本人起草成为帝国的法律，那又有什么必要请人代劳呢？刺客就更没有思考的必要，这已经出离了道德的边沿。

确实如此，没有任何外在的辅助，仅凭一己之力，赵禹不也走到这几乎是位极人臣的高位么？而那些豢养众多宾客的人物又有几个得了好结果呢？吴王如何？梁王又如何？窦婴、灌夫不也都死于非命么？

既然如此，那就还是以己之能全力以赴，唯有没有任何羁绊没有任何牵制没有任何顾忌没有任何私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或许这就是赵禹坚定的信念，这样的信念发展到极致，就使他成为帝国官场的异类。

赵禹已不仅仅拒绝豢养宾客，他甚至已经不再愿意接待同僚的私人拜访，也绝不参加京师高阶官吏的私人宴请。这让人联想起郅都的宣言，彻底和亲朋好友断绝一切关系，自我孤立起来。现在，赵禹自信他可以以皇权、法律和道德为唯一的行事标准，一意孤行。

这是对赵禹的苦行僧做法的积极分析，透过自我维护的极端手段，其实可以看到更加深入的思考。

开国功臣第一的萧何深得民心又坐镇京师，引起领兵在外平叛的高帝的猜忌。萧何于是故意强行贱买百姓田宅数千，受到侵掠的百姓纷纷向高帝举报。自污的行径毁掉了萧何深得民心的形象，高帝却从此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