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就告诉你我的想法，”他终于开口了，手掌轻轻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从这个姿势我能感觉出，像这种习惯用数据说话的人，因为手头却没有统计数据而感到的那种不舒服。“我觉得丹麦人这种心态最早极有可能是在1864年之后的那段时期产生的，那时刚刚打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我们25%的领土被德国人占了，丹麦人想成为世界强国的梦想和野心也破灭了。就是这时候，整个国家开始发生变化了。启蒙来得很早。”

古内拉克所谈到的“启蒙”，意思是说丹麦人从此受到启发，开始转而将发展重心放在国内，开始注重教育、注重社会制度建设和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古内拉克进一步解释说，那次战败让丹麦国内出现了一场人民党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由诗人、哲学家、赞美诗作家尼古拉.格隆维发起，他相信，既然人们所能体会到的情感都是同质同量的，那就说明人与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他认为，“教育”所起到的作用应该是告诉人们“你是谁？”而不是“你能做什么？”（格隆维有一次说，“医生也许比农民懂得多，但是，医生和农民加在一起的话，懂得会更多。”）正式这种理念，让丹麦后来成立了民众学校。这种学校没有校规也没有考试——这两样东西在格隆维看来都是一种能“扼杀灵魂”的束缚——而是提供一些课程让学生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了解艺术。它倡导的是一种自由、平等、具有创造力的精神。这种理念，就像格隆维所说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给予了农民和其他穷人一个机会，去接受艺术的熏陶，去品味诗歌，去欣赏莫扎特的奏鸣曲。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中，古内拉克越说越多，紧紧围绕着“丹麦国民的整体幸福感”这个主题展开。他说，民众学校的出现可以说让丹麦人重拾自信，而且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必须投身到这种自信重建的过程中。它教会了丹麦人如何同他人合作、如何谅解他人，因此也在丹麦人的生活中播撒了民主进程的萌芽。民众学校催生出了合作社，这最终促进了丹麦在农业上的繁荣，其中两样成就尤为令人瞩目——将黄油生产标准化（制作黄油的分离机就是在民众学校里发明的）并制作出高品质的熏肉。这种对持久品质的严苛要求可说是19世纪最重要的革新，也让丹麦成为适合经济发展的沃土，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