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明了一种可被称作"苏伊士综合症"的疾病：先是极力夸大我们的实力，现在又夸大了我们的无能。军事和外交上的成功，如婆罗洲战争--这一战争抵制了印度尼西亚人的破坏活动，维持了英国前殖民地的独立，帮助颠覆了反西方的独裁者苏加诺，从而按照我们的利益改变了亚洲长期的力量平衡--要么是被贬低为微不足道，要么是被一起忽略了。有些失败事实上是由于本可以避免的判断失误而导致的--如1970年从海湾地区撤出--现在也被认为是由于英国的衰败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甚至连一些滑稽剧，如1969年3月哈罗德·威尔逊对安圭拉岛的"入侵"（这次行动用"警察行动"这个词来描述更为合适），也被引用来证实英国实力的衰退。事实看起来好像太复杂了，即使是久经世故的人也难以把握--虽然由于历史声望、熟练的外交策略和多用途的军事力量而使其具有不凡的影响力，但英国仍然只是一个实力中等的强国，而且其经济实力的下降也极大地削弱了它的国力。他们已经下决心把自己想象得比事实上更加衰弱、更加卑劣，而且拒绝所有相反的安慰。

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在越南战场上的失败，美国也正在遭遇一场类似的道德和士气方面的危机，这就使英国人的想法变得更加危险。事实上，美国的"越南综合症"也许比英国的"苏伊士综合症"更加严重，因为它体现了这样一种想法：幸好美国没有能够在海外进行干涉，因为这几乎是理所当然地与道德为敌，与世界上的穷人为敌，或者说与历史的革命浪潮为敌。国人都受到了这种心理的限制，议会也深受影响，于是两个总统坐视苏联及其代理人通过颠覆破坏活动和直接的军事入侵把它们的势力和影响扩展到了阿富汗、南美洲和中美洲。在欧洲，一个自信心不断增强的苏联正在它东面的卫星国里部署进攻性导弹，而它的常规军事力量也远远超过了北约的水平。另外，它还正在建设一支能够伸向全球的海军力量。

共产主义跨台之后形成了一种为冷战时期的"鸽派"政策进行正名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由于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变得相对衰弱，而这比西方的经济和军事复兴晚了将近10年，所以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肯定是一个空而不实的威胁。且不说这一理论在逻辑上存在因果倒置的荒谬之处，单是苏联自1917年以来的历史就可以反驳这一理论。苏联是这样一个强国：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它有意承受了经济上的缺陷所带来的后果；但是，它也因此得到了补偿--它把资源集中到了军事力量上，而通过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它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资源。在"解冻期"内，它可以从急于获得和平的西方国家那里敲诈到补贴性贷款；而在"冰冻期"内，它又可以通过颠覆和征服行动攫取新的领土。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英国和我们的欧洲盟国正面临苏联的第二阶段的扩张。无论是在心理上、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我们都还没有做好与之对抗的准备。

总而言之，这三个挑战--长期的经济衰退、社会主义的负面影响，以及不断增长的威胁--对一个新上任的首相来说都是一笔胁迫性的遗产。当我和丹尼斯驾车赶回福拉德街的时候，与事实相比，这些挑战在想象中更让我感到恐惧。也许，如果我当时能够预料到这本书中所描述的之后11年里所发生的那些大风大浪的话，我当时可能会感到更加忧虑。然而，我当时却为能面对这些挑战而感到兴奋。这些问题我们都已经想过、谈过、写过、讨论过，也争辩过--但是现在，如果所有的事情在未来几周进展顺利的话，我们终于可以有机会来亲自处理这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