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兴奋，有一部分源自我在过去四年里作为反对党领袖与范围广泛的国人进行的接触。他们比那些统计学家们描述的要好得多：更有活力、更加独立、对国家的衰落更感到忧虑，而且比我在议会里的许多同事更愿意承受痛苦的措施以扭转这种衰落。我知道，与冒着社会主义者对我们发起的攻击而继续前行相比，如果我们通过一个"U"型大逆转来背离我们奉行的、激进的保守主义所做出的承诺，那我们可能会招来更多的憎恶。很明显，就像吉姆·卡拉汉一样，我在大选过程中也感觉到，英国人民的政治感受已经发生了巨变。他们已经决定放弃社会主义--30年的实践明显已经失败--而准备尝试一下别的东西。而这一巨变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另外还有更个人化的因素。查塔姆有一句名言："我知道我能挽救这个国家，而且其他任何人都不能。"[4]把我自己与查塔姆相比确实有些冒昧，但坦诚地说，我必须承认我的兴奋源自类似的发自内心的自信。

论背景和经验，我都不属于那些传统的保守党首相。我不盲从，但可能也不太容易被变革的风险吓坏。我的一些资深的同事，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走向政治成熟的人，对政治可能持有一种听天由命和悲观的态度。他们也许太愿意接受由工党和工会领袖们来可信地解读人民的意愿。而我则认为，面对说同样语言的人民，我不需要什么人来做翻译。而且我认为，我们有着同样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优势[5]。我感觉，过去的生活经验让我很适合迎接未来的斗争。

我成长在一个不算贫穷、但也不很富裕的家庭。为了能够偶尔享受一下奢侈，我们家每天都必须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我父亲是一个杂货商，这一家庭背景也常被引用来作为我的经济哲学的基础。事实确实如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但是，他的原始哲学并不只是包括以星期为单位来量入为出地过日子。我父亲不光是一个务实的人，还是一个讲究理论的人。他喜欢把我们位于街角的杂货店的生意与复杂得多的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而正是国际贸易雇用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从而能够确保位于英国格兰瑟姆小镇的一个家庭的餐桌上摆有来自印度的大米、肯尼亚的咖啡、西印度群岛的糖和产自五大洲的调味品。在我读到那些伟大的自由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之前，我就从我父亲那里了解到，自由市场制度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灵敏的神经系统，它对来自全世界的信号做出迅速的反应，以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不管他们处在不同的国家、属于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也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如果政府有意干涉一个小商店的信息，由于它自己也是在黑暗中摸索的一股"盲力"，所以必然会对市场起到阻碍而不是促进作用。在接下来的40年里，英国的经济历史证实并且放大了我父亲的务实经济学的几乎所有的方面。事实上，从我年龄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具备了这种精神面貌和分析工具，并最终借此重建了一个被国家社会主义破坏了的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