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的生活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改变了。由于大战期间我正在读中学和大学，所以世界大战对我的改变更多是知识上而不是人生哲学上的。绥靖政策的失败让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必须坚决地抵抗侵略。但是怎样抵抗侵略呢？盟军的最终胜利让我相信，多个国家必须共同合作以捍卫共同的国际准则--如果它们是为了对抗邪恶，或者是为了获得大的利益。然而，如果政治领袖们缺乏勇气和远见；或者，同样重要的是，如果国家间缺乏牢固的相互忠诚，那么这就会成为一句陈词滥调。弱小的国家是无法有效抵御希特勒的--事实上，那些弱国也没有勇敢地起来进行抵抗。所以，与一些对民族国家持有敌意的战后欧洲政治家们相比，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出的结论是大不相同的。我的观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只有那些能够唤起其国民的忠诚以捍卫和巩固国际行为的文明准则的强国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国际主义。然而，一种企图取代民族国家的国际主义将会很快遭遇失败，因为很少有人会真正愿意为其做出牺牲。因此，它很容易退化成一个进行无休止的讨论的和令人绝望的程式。

大战结束时，我只是非常暂时地得出了这一结论。但是，在20世纪40和50年代里，我的这一信念变得非常坚定了：事实证明，面对苏联的威胁，像北约这种代表强国之间的国际合作的组织比类似联合国这样的组织更能有效地抵御这种威胁，而后者代表的只是表面上野心勃勃实则外强中干的国际主义。我在1979年所关心的问题是，面对苏联最新的威胁，北约的抗衡还很不够，因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北约大多数成员国的国民士气都是如此地低落。要有效地对抗苏联，必须先恢复我们自身的自信（当然，还有我们的军事实力）。

我回想起一个与之类似的国民士气衰落的例子。那是在我从政的早期，作为保守党青年组织的一员，我参加了反对1945～1951年那届工党政府的斗争。对于过去的节俭生活的怀旧之情还明显存在；也就是说，我认为，为别人做出牺牲总是更让人感到高兴。从远处或者高处来看，无论对政府里的一个绅士社会主义者还是对一个保守党人来说，社会主义都有一定的高贵之处：同等的奉献牺牲、公平的份额、所有人都齐心协力。然而，如果从下面来看，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公平的份额总是变成了很小的份额。然后，一些人必须保证他们的公平；其他一些人必须检查以保证这种公平不会导致黑市交易或者幕后交易；还要有第三个人来监督前两个人，以确保这些管理公平的人所得到的不会比他们的公平份额更多。所有这些都营造出了一种妒忌和闲聊的氛围。那些经历过节俭的人，那些还记得杖鱼、猪肉火腿和实用服装[6]的人，没有一个会误解因追求理想主义和公平而产生的细微的妒忌、专制、不好的邻里关系和纯粹的坏心眼。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定量配给票证制度的部分废除也成了一种极大的心理解脱。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年的政治氛围。虽然保守党的反思与拉布·巴特勒有关，而且保守党研究部在恢复保守党的执政智慧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发生在底层的反思却更富活力。相比之下，我们的灵感不太像拉布·巴特勒的《产业宪章》，倒更像科尔姆·布罗根的反社会主义讽刺文学《我们的新主人》--它对社会主义者的道德借口进行了无情而尖锐的讽刺；还有海克的力著《通往农奴制之路》--要奉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所有这些书不仅提供了清晰而明确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分析性证据，从而提示了它的经济理论与当时令人们感到郁闷的日常生活的短缺状况息息相关；此外，通过对社会主义者所做的荒唐事进行精妙的讽刺，它们还给了我们这样一种感觉，即社会主义者最终是无法获胜的。这在政治中是一种生死攸关的重要感觉；它根除了过去的失败，并建立了未来的胜利。它在我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印记，让我成为了一个对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持长期乐观主义态度的人，并支撑着我走过20世纪60和70年代社会主义者占据至高无尚的地位的那些阴暗凄冷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