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还是觉得大臣的职位应当有些变化。我引进令人敬畏的克里斯托弗·索姆斯担任议会上院的领袖。克里斯托弗个性独立，所以更适合单打独斗--就像他担任驻巴黎大使和罗得西亚最后一任总督时那样--而不太适合与别人密切配合。彼得·卡林顿出任外交大臣；我们在野时，他曾负责上院事务并且技巧熟练。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经验无人能比，所以由他执掌外交部是绰绰有余的。彼得很有派头，在任何辩论中都能够迅速地抓住主要问题；而且，他能够用犀利的语言表达自己。我们之间曾有分歧，但是并未伤及感情。我们俩是很有效率的搭档：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总能够让外交部的一些倔强的大臣相信，无论他们自己对某个问题有着怎样的看法，首相自己是不会接受的；事实证明这一点总体来讲是可信的。然而，我认为外交部至少应当有一个大臣在经济政策方面有好的基础和远见，因此我让彼得引进了尼克·里德利。

另外两项任命激起了更多的评论。我请彼得·沃克出任农业大臣，这让他感到很吃惊。彼得从来不掩饰对我的经济战略所持有的敌意。但是，他性格坚韧，而且很有说服力，在对付明显荒谬的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时，这一点简直是无价之宝。请他入阁显示出我准备把保守党的各种观点都包容进新政府中，而给他这一职位也显示出，我并不想拿核心经济战略来冒险。

在决定让吉姆·普赖尔留任就业大臣时，我的态度不是很坚定。我们在野时，他和我们其他人在意见上存在着分歧，这一点我将在下文提及。从那时起，工会改革问题就一直引起大家的争议。我们都认为工会的权力太大了，特权也太多了。我们还同意必须逐步地解决这一问题。但在涉及到具体措施时，大家在速度和程度问题上的分歧非常大。然而，我们需要吉姆·普赖尔，我对这一点并不怀疑。全国上下还有这样的感觉，而实际上保守党内也有这样的观点，即如果得不到工会的默许，政府是无法管理这个国家的。这种情况要在一些年之后才会改变。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顾他们的反对做出姿态要对工会进行全面改革，那就可能破坏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并可能引发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面对的挑战。吉姆的入阁就是我们保持理性的标志。他和许多工会领袖有着很好的关系，虽然他可能高估了他们的实际价值，但他是一个经验老到的政治家，而且性格坚强，这一点在后来处理北爱尔兰事件时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