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晚上，我们拟定了初级大臣们的名单，我在周日接见了他们或者给他们打了电话。在这些人中，许多后来都将进入内阁，其中包括塞西尔·帕金森、诺曼·特比特、尼克·里德利和约翰·威克海姆。高级大臣们总是非常需要最好的初级大臣：要实现在政治上对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有效控制，有一个真正好的大臣团队是极为重要的。一共有大约60个职位空缺。但是，在我入主唐宁街之后的48小时内，整个政府的成员都已被任命并且公之于众了。

我做出的最后也是最好的一项任命是让伊恩·高作为我的议会私人秘书。伊恩忠诚而精明，而且有一种难以抑制的风趣感，将伴随我们度过许多艰难的时光。他是个天生的议员，喜欢下院的所有事务。在私下的谈话中，他能够把所有人都拉进政治圈，并让他们感觉自己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公众场合，他的演讲中包含不动声色的幽默，能够让下院的两派都笑得眼泪直流。出于强烈的联合主义的立场，《英爱协定》签署之后，他坚持原则地辞职了，但辞职后我们还保持着密切的朋友关系。1990年，他被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分子杀害，这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损失。

我在前文已经提到，周一是法定假日。我来到唐宁街10号，借此机会完成了许多非大臣官员的任命。约翰·霍斯金斯那天下午来到首相府，成为了我的政策小组的负责人[4]。约翰的知识背景是商业和计算机，但除此以外，他还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在我们在野期间帮助确立了许多经济战略。他着力宣扬这样一种观点，即英国的许多经济问题的最终原因是一种"没落文化"。在政府里，他不断地敦促大臣们把每一个问题都与我们努力扭转衰落这一总体战略联系起来。他让我们一直保持警醒。

同一天，我见到了中央政策研究室（或者称其为"智囊"）的负责人肯尼思·贝里尔。中央政策研究室最初由特德·希思设立，为政府提供长期的政策建议。当时很少有私人的智囊机构，政府中专门的顾问也很少，人们普遍相信当时一些重大的问题可以通过专业化的技术分析解决。但是，对于一个技术色彩浓厚的机构来说，一个有着明确坚定的哲学导向的政府不可避免地会让它感到不太舒服。而这一智囊内的意见分歧一旦泄露给新闻媒体并归因于大臣们，就有可能造成尴尬局面。世界已经改变了，而中央政策研究室却无法随之改变。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我相信我后来做出的废除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决定是正确的，很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必须声明的一点是，我从来没有再想念过它。

我还请德里克·雷纳组建了一个效率小组，负责处理政府的浪费和低效问题。德里克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来自马狮公司--所有人都习惯于把它描述为我最喜欢的公司。我们两个人过去常说，在政治领域，评估一项服务的标准是你的投入量；但在商业领域内，你的评价标准却是你的产出量。我们两个都确信应当把商业领域内的一些理念引入政府内，但我们两人都没有考虑这样做会有多么困难。

同一天，我还见了理查德·奥布莱恩，并和他讨论了这些天摆在我案头的许多事情。理查德子爵不仅是准自治性非政府组织"人力资源服务委员会"的主席，还是另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就任命新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问题向首相提出建议。（唐纳德·科根已经宣布打算退休，所以必须在年底前为他找到继任者。）他向我汇报了该委员会的工作，告诉我何时准备提出推荐的人选。考虑到我后来与教会的关系，我真希望理查德子爵当时已经把他的两项工作结合在一起，并为主教们建立一个适当的培训体系。

然而，需要立即关注的还是国家的财政和经济事务。内阁秘书约翰·亨特子爵给人一个不事声张但又非常高效的印象，而事实也证明这一点完全正确。他已经针对那些最紧迫的问题准备了一份简报，如公共部门的开支以及借款需求，并与政府其他部门的负责人编制了一个单子。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早下决断。那个周一的下午，我的最后一项安排是和杰弗里·豪讨论他未来的预算。那天晚上我终于赶回福拉德街，和家人一起吃了顿晚饭，真是难得啊！但是，工作可没法放松。我有一堆文件要看，内容涉及能够想到的所有主题。

事情看来就是这样。红色的公文箱开始接连不断地送达--每天晚上都有三个，周末则会有四个，而我也凭着坚强的意志全力处理。对于一个新政府来说，再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来给公共事务打上自己竞选中提出的纲领的烙印了。我决心要抓住这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