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下午2点30分，我们召开了第一次内阁会议。这是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内阁秘书处并没有为会议准备议程，也没有制作备忘录。（这次会议的结论后来被记入了第一次"正式的"内阁会议--按惯例在周二上午召开。）与会的大臣们汇报了各自部门的情况，以及为未来准备的法案。我们立即兑现了在竞选宣言中做出的一项承诺，即为警察和武装力量支付适当的工资。由于警察队伍的士气出现了危机，警察的应征率下降，还有传言说警察可能会罢工，所以工党政府之前曾设立了一个"警察工资委员会"，由大法官埃德蒙·戴维斯领导。这个委员会已经设计了一个公式来使警察的工资与其他行业的收入相一致。我们决定把增加工资的执行日期由原定的11月1日往前提。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三，我们宣布了这一决定。同样，我们还决定采纳由"武装部队工资审查机构"最近拟定的报告中提出的推荐工资标准，并从4月1日起实行。

在第一次非正式内阁会议上，我们开始讨论解决一个令人头痛但又需要处理的问题，即削减公共部门的开支。多年来，人们都认为应该通过削减私营部门开支的方法来扩大公共部门的开支。所以，我们立即停止招录所有的文官，后来又做出修改，并确立了裁减人员的具体目标。我们开始审查由中央政府施加给地方政府的控制目标；同时，有一点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即地方上不能或者拒绝有效地运转，所以我们还将奉行更加强硬的财政控制政策。

工资和物价是需要立即关注的问题，而在前些年经济陷入困境时，人们也一直在关注这两个问题。工党政府曾成立了一个以休·克莱格教授为首的"工资可比性委员会"，来贿赂公共部门的工人不要举行罢工；而现在，在大选之后，他们开出的延期支付的账单也即将到期了。克莱格委员会是一个令人头痛的大问题，而随着他们开出的支票即将到期，这种疼痛变得越来越剧烈了。

关于国有化工业部门的人员就工资进行讨价还价的问题，我们决定让负责的大臣们尽可能地远离。我们的战略是施加必要的财政纪律，然后让直接相关的工会及其管理层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但在这一战略奏效之前，需要在补充性的领域内取得进展--竞争、私有化和工会改革。

对旨在控制物价的干涉主义者的措施，如价格委员会、政府施加压力和补贴等，也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任何幻想：价格上涨是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征兆，而不是导致其发生的原因。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所以也需要用货币纪律手段来加以控制。从表面上看，控制货币增长只是减少了投资并破坏了赢利--对英国的经济健康来说二者都已经太低了--同时把"成本加价"的思想扩展到了整个英国历史上。

在两次内阁会议上，我都总结强调了集团责任和大臣们的保密意识。我说我无意用日记来记录内阁的讨论内容，也希望其他人能够效仿我的做法。这对回忆录作者来说可能甚为不便，但对于政府来说却是唯一令人满意的规则。然而，我后来还是不得不多次警告以防泄露机密。

这只是我们的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周，但我们却必须要决定女王发表第一次王室演讲的内容。这主要是"女王演讲及未来法案委员会"的任务--这是一个由威利·怀特洛领导的内阁委员会，负责向内阁提议女王演讲中需要包括的法案。我们庆幸自己的竞选宣言表述得非常明确，所以女王的演讲几乎可以照抄过来了。

然而，在组建政府和确定政策等所有的活动中，我知道绝对不能忽视那些后座议员们。在下院任职议员20年，经历过六届议会，我亲眼见识过麻烦怎样突然而至并使下院的工作陷入危机。所以，周二晚上，就在议会召集的前一天，我邀请"1922年委员会"的主席和官员前来首相府商谈，庆祝我们的胜利并讨论即将开始的议会工作[5]。之所以叫1922年委员会，是为了纪念那一年发生的事件：保守党的后座议员迫使劳埃德·乔治的联合政府辞职并举行大选，从而让波拿·劳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上台执政。对于任何一个倾向于怀疑1922年委员会对政府的重要性的人来说，这一事件都应该是一个提醒。即使在较为平静的时期，一个重大的立法项目也只有在唐宁街10号、1922年委员会、督导办公室和下院领袖之间获得良好的沟通理解才有可能获得通过。

5月9日星期三，新的议会开会并选举议长。上一届议会的议长是乔治·托马斯，他是前任工党内阁的一个大臣，也是继任这一职位的一致选择。我对乔治·托马斯原本就很尊重，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他更是尊重有加。他是一个正直、诚实而又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使他担任议长有了一种特殊的权威性--但是，在发表演讲向他表示祝贺时，我还得提醒自己记着别把吉姆·卡拉汉称作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