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很想利用这次在辩论中发表演讲的机会来给我们的工会改革计划打上一个权威性的烙印。吉姆·普赖尔推崇的战略是与工会组织进行磋商，然后再对工会法进行有限的改革，这也是我们党在野时提出的建议。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显示我们不会再走回头路，而要坚持进行深刻的改革。最初，我们在女王的演讲内容中提出了三项改革内容。首先，对于在自己的工厂内与雇主发生争议而引发的罢工，工会的纠察权将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在去年冬天以及之前的许多年里，这种纠察权在罢工中已经被严重滥用。其次，我们承诺要修改有关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工厂的法律--在这一法律下，雇员如果想保住自己的工作，就只能被迫参加一个工会；而且，当时这一法律涉及的工人大约有500万人。那些因此而失去工作的工人将来必须有权获得适当的赔偿。第三，在工会选举以及做出其他重要的决定时，政府将提供公共基金以资助工人以匿名邮寄的方式进行投票：我们希望杜绝那种名声不佳的举手表决的方式，以及其他与"工会民主"相关的操作和恐吓式的做法。

现在回想起来，如此温和的方案，在当时却被大多数工会组织领袖和工党视为对工会主义发起的直接攻击，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事实上，我们很快就将回到工会改革这一问题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工会领袖和工党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我们的政策不仅得到了公众的巨大支持，还得到了大多数工会成员的支持，因为他们的家庭也受到了罢工的伤害--他们中许多人没有投票支持罢工，也不想这样做。我们是真正理解公众感受的人。

这是我担任首相后在议会里的第一次重要表现，而且我这次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现在的首相们就相对较少在下院发表演讲。最为重要的是类似这样的演讲：涉及政府的立法计划、答复故意责难的动议、在参加国际峰会后发表声明以及时常在国际关系紧张时进行的辩论等。除了在大选中失败以及下野给士气上造成的打击之外，这可能是由首相转变成反对党领袖为何如此艰难的原因之一--反对党领袖必须发表更多的演讲，但收到的简报却没那么多。当然，由于吉姆·卡拉汉在工党下野期间从未担任过领袖，所以他在这一位置上看来很不适应。1980年10月，当他自己领导的左翼对他越来越难以容忍时，他决定辞职，而我对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一点都不感到吃惊。

但对于首相来说，每周二和周四的答询才是对其在议会中的权威、在党内的地位、对政策和事实的把握以做出正确判断的真正检验。除英国以外，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必须面对这种定期而至的压力，而许多人也都竭力避免。正如我有时在首脑峰会上提起的那样，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像英国首相这样负有解释的责任。

我在准备接受质询前总是会认真地准备。我的私人秘书之一、我的政治秘书以及我在议会的私人秘书会和我一起就答询中可能出现的令人措手不及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议事日程上所列的问题只涉及首相当天的官方行动，而真正的问题都是追加的，主题则可能涉及从地方医院到重大国际事务或者是犯罪数字统计等极为广泛的内容。自然地，这就要求每一个部门都要就可能提出的问题给出切实的和可能的回答。所以，这对掌管每个部门的内阁大臣的应变能力和工作效率都是很好的考验--无论这些信息来得是早是迟，也无论信息是准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容易被人理解的还是充满了难懂的术语。用这些标准来加以判断，这种场合下得出的结果自然难以让人完全相信。但渐渐地，我对这种喧闹的答询越来越有自信，而我的表现也随之变得更有效率了。有时候，我甚至还会喜欢接受质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