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计划中的下一个"分水岭"就是预算了。我们的总体政策人们都已熟知，有必要通过严格地控制货币供应来降低通货膨胀，还需要通过削减公共开支和借款来减轻创造财富的私营部门的负担。降低所得税，同时把征收所得税转为征收消费税，能够提高人们的积极性。然而，虽然我们必须寻求实现这么多的目标，但其背景--当时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却正在迅速恶化。

我们上台执政时，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已达10％，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三个月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是13％。）这反映出工党政府在前几年执政期间，在1976年摆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限制之后，它的财政纪律失控了。他们残余的收入政策也遭到了势力强大的工会组织的践踏，工资支出大幅度增长。从国际上看，由于1978年伊朗国王下台引起的持续动荡，石油价格已经开始暴涨，比六个月前高出了大约30％。这对国际经济更具破坏作用。

石油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且至少在短期内对英国的国内经济造成了损害--因为英镑是一种石油货币，会随着油价上涨而升值。除此以外，英镑坚挺还有其他的原因。大选之后，对英国经济的信心总体在增强。我们奉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了利率（推出预算案时利率已经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这些都吸引了外国的资金。作为所有这些因素的结果之一，英镑还在持续升值。

与以前的任何反对党相比，我们为将要做出的必要的经济决策所做的准备可能都更加充分。每一年，我们都要对国内公共支出的情况进行评估，以发现哪些该增哪些该减。我们还要通过由影子内阁大臣及顾问组成的"踏脚石"集团--约翰·霍斯金斯担任负责人--来解决另一个问题，即怎样把我们的政策综合起来以实现扭转英国经济衰退这一总体目标。

但是，无论事先做了多少准备，都无法改变财政或者预算方面的困境。5月22日和24日，我和财政大臣就1979年的预算案进行了两次关键的讨论。杰弗里·豪给我做了一个演示：把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83％降低到60％，并把基准税率从33％降低到30％，而把公共部门借款需求降低到大约80亿英镑（我们感觉这样一个数字还是能够筹集并支付的）则要求把增值税的两个税率（8％和12.5％）提高到统一的15％。（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零税率将保持不变。）这种从直接税到间接税的大幅度转变可能会使零售物价指数增加大约四个百分点，这当然让我非常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