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一次理事会上--11月底在都柏林举行，爱尔兰人现在已经担任了欧共体主席国--我们的预算负担问题成为了主要议题。由于明显存在着爱尔兰共和军的威胁，我被临时安置在与世隔绝的都柏林城堡里过夜--这座城堡代表着英国先前的统治[2]。让爱尔兰媒体津津乐道的是，我晚上睡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在1897年睡过的床，而且我的条件比她还好：我的房间里多了一个可拆卸的淋浴喷头。的确，我受到了很好的照顾。此行最值得称赞的可能就是东道主的热情好客了，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会上充满敌意而且还在不断加剧的气氛。我事先已经预料到会有这种事。在前往都柏林的时候，我带了一套新裁剪的衣服。通常情况下，我喜欢在出席这种重要场合的时候穿一套新衣服，但是这次我犹豫了：我不想让这套衣服沾上令人不快的记忆。在都柏林会议上，这并不只是我做出的唯一明智的决定：最明智的一次是我非常明确地、像在斯特拉斯堡会议上那样强有力地说出"不"这个字。

爱尔兰总统在位于凤凰公园中的总统官邸设午宴招待我们，这让理事会有了一个友好的开端。回到都柏林城堡后，理事会便开始讨论正事。在开篇演讲中，我引出了预算负担这一问题，并给出了与斯特拉斯堡会议相比更加详细的数字。在之后进行的激烈辩论中，我又对它们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大家对这些数字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而其根源在于一个模糊而又复杂的问题--如何根据共同农业政策的执行情况来计算其给各成员国带来的收益和造成的损失。但是，无论用什么方法来计算总数，英国无疑都是一个巨额的预算净支出国；而且，除非减轻英国的预算负担，否则它还会变得越来越重。我们并没有要求成为一个净受益国（英国国内有些人希望如此），事实上，我们只是要求获得一个"广泛的平衡"。我们正在国内大幅削减公共开支，但每年却要向欧共体支付高达10亿英镑的净预算，这让我们无法接受。我强调了英国对欧共体做出的承诺，以及我们希望避免发生危机这一愿望。但是同时，我也向所有人确定无疑地表明，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欧共体肯定会面临一场危机。

我们已经就预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委员会也提出了它的一些建议。我准备接受他们的基本立场并以此作为一个出发点。首先，他们提议采取行动以转变欧共体的支出重点，在总体上把重点从农业转向结构性和投资性的计划上。但麻烦在于，这可能会花费太长的时间。其次，他们建议额外地在英国的项目上划拨特别的开支，以增加我们的收益。最后，1975年的修正机制迄今为止没有能够削减我们负担的预算份额。如果按照委员会建议的原则来对其进行改革，确实有助于削减我们的净预算负担，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的预算负担还将与德国的相同，并远远高于法国。所以，还需要有更加激进的改革计划才行。

我还提出了另外一点，而事实证明这也很有意义。我说："我们必须做出安排，直至问题得到解决。"当时在我看来，我们不能每年都争论同样的问题，而要从一开始就建立不言自明的共识和公平。而且越是接近会议结束，我的这种想法就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