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快就明白，我无法让其他国家的政府首脑都持同样的观点。有一些领导人是通情达理的，如荷兰首相安德烈亚斯·范阿赫特先生，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们决定考验我一下，看我是否有能力和意志来勇敢地与他们对抗。真是无耻，他们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多地拿走我们的钱。到理事会瓦解时，欧共体预算只返还给英国3.5亿英镑，而英国支付给欧共体的净预算大约有6.5亿英镑。返还的数额不够大，我也不打算接受。我同意在下一次理事会上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但都柏林会议上的所见所闻让我再也不会过度乐观了。在我看来，这远不只是就钱的问题讨价还价--当然，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让我无法接受的是会上根本没有相对公正的态度。当我争论说，英国只不过是在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时，我的态度是完全真诚的；但当我的这一立场遭遇玩世不恭的冷漠对待时，我的愤怒也同样是真的。

这一次，欧共体反映出了一种完全非英国式的前景。后来，我又从我那本已经有些破旧的诗集中读到了我最喜欢的吉卜林的诗《诺曼人和撒克逊人》。家财万贯的诺曼男爵告诫他的儿子要警惕我们英国人的祖先盎格鲁-撒克逊人，他说：

撒克逊人与我们诺曼人不同。他们可没有那么礼貌。

但是，如果他们不谈到公正和正义的时候，事情也不是很严重。

当他像一头站在犁沟里的牛一样愤怒地瞪着你并抱怨说"这个交易不公平"时，

我的儿子，别搭理撒克逊人。

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又为我们的立场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我说，其他国家不应该"期望我满足于三分之一的面包"。我还拒绝接受在联合公报中使用"自有资源"这一词汇。我继续毫无歉意地声明，我们是在谈论英国的钱，而不是欧洲的钱。我说：

我只是在谈论我们的钱，而不是别人的钱；我们应该得到现金返还，以把我们的收益提升到欧共体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其他国家的政府首脑大多数都很恼怒。爱尔兰的媒体也很刻薄。英国的《泰晤士报》虽然把我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描述为"一个勇敢的举动"，但在领导人专栏里却提出了更多的批评。我感觉《费加罗报》所写的评论是最好的，上面说：

为了坚决捍卫本国的利益，撒切尔夫人向欧洲发起了攻击。如果我们对她提出指责，质疑她潜在的动机，那就和人们以前质疑戴高乐捍卫法国利益的做法是一个道理。

我喜欢这种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