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政大臣威利·怀特洛立即赶到设于内阁办公室的紧急情况处负责指挥整个行动。发生安全危机时，紧急情况处就会立即启动。来自内阁办公室、内政部、外交部、军方、警方和情报机构的代表将推举一位大臣担任该处的主任--像处理这次危机时那样，这一职务通常由内政大臣担任。在处理恐怖分子劫持一架从坦桑尼亚飞往斯坦斯泰德机场的飞机的那次危机期间，我也曾短暂地担任过这一职务（也是唯一的一次）。各种信息每小时都会汇集到这里，再经过筛选和分析，以使每一种情况和可能都能得到正确的评估。在整个危机期间，威利都定时与我联系。同时，伦敦警方也通过一条专门架设的电话线与恐怖分子保持联系。我们还设法与那些可能对持枪歹徒产生影响的人取得联系。歹徒希望找一位阿拉伯国家的大使作为中间人，但我们对此却极为怀疑：这个中间人的目标可能会与我们的不同，那样就会出现风险。后来我们愿意相信约旦人，但他们却不愿意卷入此事。一位穆斯林阿訇确实与恐怖分子进行了对话，但也是无果而终。形势陷入了僵局。

我和威利在战略上是一致的。我们将与对方进行耐心的谈判，但是如果有任何人质受到伤害，我们将考虑向使馆发起进攻。而如果有人质被杀，我们肯定会派空军特种部队进入。我们当然也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从一开始我们就排除了让恐怖分子离开的可能性--不管他们带不带人质走。

星期天下午，形势开始恶化。我当时还在首相别墅，他们叫我赶回伦敦。路上，车载电话又传来了一个消息。由于电话在车辆行驶中信号受到干扰，我便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的紧急停车带上。很明显，他们传来的消息说人质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威利想派空军特种部队进去，特地向我请示。我回答说："好，进入。"我们的汽车又驶上了行车道，我心里也在盘算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并等待他们向我报告结果。有着非凡勇气和专业精神的空军特种部队，在电视摄像机的全程拍摄下向使馆发起了进攻。最后，在发起进攻时还活着的19名人质全部获救，而恐怖分子4人被打死，一个被俘，没有一个逃脱。得知没有警察和空军特种部队的成员伤亡时，我才松了一口气。之后，我到摄政公园军营向特种部队表示祝贺。在那里，我接见了空军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彼得·德拉比利埃尔，然后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了当时发生的情况。节目还带有滚动的解说，还不时地被取得胜利的特种部队战士的大笑声所打断。他们中的一个人转过身对我说："我们真没想到你会允许我们发起进攻。"在那之后的几天里，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体会到人们为这次行动的结果而感到骄傲。外国政府的贺电也不断地涌入：我们已经向所有的恐怖分子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他们别想跟我们讨价还价，也别想从英国这里占到一点便宜。

在1980年剩余的时间里，中东问题一直牵扯着我的注意力。6月12日和13日，在威尼斯召开的欧洲理事会上，各国的政府首脑们讨论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欧共体各成员国政府是打算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中东和谈的"相关方"还是"参与方"。我的观点是，只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放弃恐怖主义，我就坚决反对将其看作"参与方"。事实上在我看来，最后的联合公报反映出了一种恰当的平衡：它再次确认了该地区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存在和安全的权利，也确认所有民族都有获得公正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承认了巴勒斯坦人有权进行民族自决。所以，当然没有人为此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