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英国工业的问题时，由于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低生产率及其原因上，而没有更多考虑收入水平，所以我们的经济战略没有把收入政策包括进来。我认为，我们的政府不能再像以前的工党和保守党政府那样受制于模糊不清而又错综复杂的"标准"、"现行比率"以及"特殊案例"。当然，相对于英国大部分工业面临的利润微薄甚至没有利润、投资不足、市场前景暗淡的情况来讲，当前工资的增长确实是太高了。拿相对劳动力成本来说，我们1980年的竞争力水平比1978年下降了大约40％～50％。究其原因，其中五分之三是由于英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其他国家相比增长得过快，而只有五分之二是由汇率变化、英镑增值造成的。在影响汇率方面，除了放任通货膨胀进一步升级加速以外，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但是，如果工会的谈判者不想让它们自己的成员因为过高的薪资要求而失业的话，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做很多事。但工会明显地越来越不负责任，所以要求制定工资政策的呼声开始出现了。

所以重要的一点是，我从一开始就坚定地反对有关工资政策的建议（时间甚至要早于我们认识到正在发生的工资膨胀的程度）。一些资格较老的同事支持回归收入政策：我们上台执政后不久，吉姆·普赖尔就要求及早就工资问题与全国工会联合会和英国工业联合会举行会谈。保守党在野的时候，我们在此问题上就有着很大的分歧。我们发布了《正确的经济道路》这一文件，提议创建一个"论坛"，以让雇主和工会双方一起讨论政府经济政策中的工资政策，这超出了我愿意接受的范围。1979年的竞选宣言中包含了更加软弱的内容。我现在认为，所有这样的会谈往好了说是毫不相关，往差了说是受到了误导。

另外一点当然也很重要，那就是所有参与工资谈判的人都应当知道和理解他们所处的经济框架以及他们的行业所面对的现实。在给定货币供应量的情况下（假设政府固守这一供应量），用于工资的货币支出越多，可用于投资的货币量就越少，进而工作的机会就越少。

一些人提出了他们所谓的"德国模式"。我们都很关注德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事实上，我们还为他们的成功帮忙创造了条件：战后，我们帮他们引入了竞争，并对他们的工会组织进行了重组。在英国，甚至还有人比这走得更远。他们认为，我们应当复制德国的社团主义模式，在就国民经济进行决策时要征求商业组织和工会领袖的意见。然而，在德国行得通的做法在英国就不一定行得通。德国在战争期间经历了极高的通货膨胀，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深刻地理解降低通货膨胀的必要性，哪怕是付出失业率在短期内上升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德国的工会组织也比我们的工会更有负责心。当然，德国人的性格特点也和我们不同，他们较少个人主义，更具集体精神。所以，"德国模式"是不适用于英国的。

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有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理事会了，大臣、雇主和工会主义者可以在那里见面会谈，所以我确认我们不应该再成立一个新的"论坛"。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全力支持恰恰相反的观点：建立在价格和收入控制政策上的所有措施应当全部废除。政府将建立一个框架，但应当由企业和工人自己做出具体的选择，并对他们的行为的结果负责--无论是好还是坏。在私营部门，工资水平必须由公司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赢利能力和生产率来确定。在公共部门，支付能力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意味着纳税人将会承担多大的负担。然而，由于政府是最终的所有者和付账者，所以在这些领域内，这些机制的效果就不会像私营部门那样明显和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