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已经有民众和众多工会成员的支持。如果我们在这项任务面前再退缩不前，他们就不太会相信我们要等到明年冬天来完成这项任务了。

我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诗《以牙还牙》作为信的结尾：

我们的疑虑背叛了我们，

让我们害怕尝试，

于是本来可能赢的，我们却输了。

我又回到了强化法律这一任务上。大臣们现在同意把法律恢复到麦克森案之前的理解。然而，次级行动仍然不会被完全禁止。经过了一个短期的咨询阶段之后，1980年4月17日，当《就业法案》在议会下院进入报告阶段时，我们在法案中加入了新的条款，从而对破坏或者干扰商业合同的次级行动的豁免权进行了限制。豁免权的存在要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发生纠纷时，只有当供应商的雇员或者雇主的客户采取次级行动时，并且"唯一或者最主要的目的"是促进主要争议的解决，而采取的行动在合理情况下有可能成功时，才能享有豁免权。有一个事实在未来有着重大意义：我们宣布将在年底推出一本关于工会豁免权的绿皮书，从更加宽泛的角度来审视整个问题。

事实上，1980年的法案并没有直接影响到钢铁业罢工的结果。如果有一次这样的机会，那就会促进《就业法案》第14条的诞生--这一条款将使次级纠察成为非法行为。这样一个选择对我很有吸引力。2月14日星期四，哈德菲尔德这家私营钢铁公司发生了大规模的纠察行动，这更增加了我采取行动的愿望。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的上午，基思·约瑟夫给首相别墅打来电话，我们讨论了发生的情况。我们都确信这严重违反了刑法。问题是我们不敢肯定使用刑法、特别是第14条到底会把事情搞得更好还是更糟糕。

我打电话给内政大臣威利·怀特洛，和他讨论了公共秩序的情况并建议说，我们可以在下周提出一个只有一条内容的、关于纠察行动的法案。我还与总检察长迈克尔·哈弗斯通了电话。我很清楚，如果想有效地控制纠察行为并消除恐吓的威胁，就必须派警察去阻止大量的纠察队员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但是，民法在这里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甚至还有人认为，如果为了应付暴力行动而直接修改民事法律，将会更加难以向人们施压以让他们尊重和遵守刑法。不管怎样，我希望能够尽快检验所有的可能性。

2月18日星期一，我与大臣们讨论了形势，决定不提前推出针对次级纠察的法律条款。但是，总检察长第二天将在议会下院重申刑法的规定，因为它与纠察行动有关。吉姆·普赖尔也将给全国工会联合会的总书记伦恩·莫瑞写一封公开信，提醒他注意纠察行动已经超出了所有传统上对纠察行动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范围。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来向他们施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