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政府内部还是外部，关于工会改革的争论都是在劳资冲突的阴影下进行的，尤其是次级行动和豁免权这些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与1980年的钢铁业罢工纠缠在了一起。但是，那次罢工对我们的经济战略来说也是一个直接的挑战；而且一旦罢工开始，如果我们遭遇失败，那么我们的经济政策也不会幸免于难。

像汽车工业一样，钢铁工业也被过于雄心勃勃的国家干预政策害得苦不堪言。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特德·希思政府（我当时也是其中的一员）已经计划大举投资英国钢铁公司以扩大其产能，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发生让他们的野心大大缩减。继任的工党政府减少了一些产能，但它又非常想赢得时间，所以在1974～75年间又由贝斯威克勋爵对此政策进行了审查。然而，越晚采取救治性的行动，更好利用最新的工厂的机会就越小，而这反过来又会使英国钢铁公司的整体情况更加恶化。钢铁工人的工作前景也会变得暗淡，而纳税人也会因为必须承担这些损失而背上更沉重的负担。

我最早做出的关于国有化行业的决定之一是同意关闭位于北威尔士的肖顿钢铁厂。虽然我还要宣布将采取措施为该地区提供新的工作机会，但我知道该厂的关闭将会对钢铁工人及其家人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担任反对党领袖期间，当我在威尔士访问时，就有一个来自肖顿的代表团前来见我。我为他们感到非常难过。他们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但是，这些还不够，也不可能够。

英国钢铁公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不仅揭示了国有制以及国家干预的缺点，还揭示了英国的工会主义是如何拖累我们的工业的。克莱德河上的亨特斯顿铁矿石码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英国钢铁公司在这里建造了欧洲最大的深水码头。这个码头于1979年6月建成，但直到11月才投入使用，因为在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与钢铁业协会之间就人员配备问题发生了争议。在这五个月里，运载散装铁矿石的船只必须先到欧洲大陆靠岸，在那里把运载的矿石分装在小船上运到格拉斯哥的终点码头，再从那里最终运到雷文斯克莱格。

随着1979年年底的临近，我们必须控制的一些外部因素也使英国钢铁公司的问题迅速恶化。随着全世界进一步深陷衰退，国际钢铁产能出现了大量过剩。世界各国的钢铁业都面临着亏损和倒闭。但是，英国钢铁公司的根本问题还是源自国内。与欧洲的主要竞争者相比，英国钢铁公司生产每公吨钢所需的工时数要高出一倍，而它的产品附加值也少得让人觉得荒谬：甚至还不足以支付工人的工资。在1979～80年度之前的五年里，投入英国钢铁公司的公共资金超过30亿英镑，这相当于英国的每个家庭都投入了221英镑，而且它的损失还在增加。我和基思·约瑟夫准备继续支持英国钢铁公司的投资和裁减冗员的计划，但对其超过生产率的、过高的工资成本造成的损失，我们不准备为其提供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