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是清代对地方上临时招募的兵卒的称呼。它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地方秩序，故又称为乡勇。乡勇平日皆为农民，遇到紧急事态才拿起刀枪出来组团成军，事态平息后又回家种田。嘉庆初，傅鼐在湘西做同知时便利用这种乡勇平定苗民起义。傅鼐的做法得到朝廷嘉奖，并将它推行到全国各地。同时，湖南也因此而在民间培植了一股尚武的风气，此风代代相传，造成了湖南乡勇的广泛群众基础。在上封信里，曾氏说“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说的正是这种风尚。为什么后来唯独湘军能够成事而别的省的勇丁大多没有战斗力，其原因就在于此。

江忠源在新宁招募的勇丁号为楚勇，在其他县，也有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出面做这种事的。在湘乡县，由学界名流罗泽南牵头，也拉起了一支队伍。这些勇丁都是湘乡人，故社会上称之为湘勇。罗泽南手下有两个能干的学生，一个名叫李续宾，另一个就是信中所说的王錱，字璞山。湖南招募湘勇防守地方对抗太平军的做法，引起朝廷的重视，朝廷决定在江南各省立即予以推广。从咸丰二年十一月起，短短的两三个月内，朝廷在这些省内委派了四十三个帮办团练大臣，命令他们协助所在省的行政官员组织乡勇，维持社会治安。钦命团练大臣的第一道谕旨，便是发到湖南巡抚衙门，钦命的对象便是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命曾国藩“帮助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

这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在老家收到巡抚张亮基转来的上谕。但曾氏未奉旨，他拟了一道《恳请在家终制折》，请张代为奏报。前面已说过，只有二品以上的大员才有向皇帝上折子的权利，在地方上，文职只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才属于此列。曾国藩在籍守制，就不再是二品官了，他已没有上折的资格，他的折子只能请督、抚、藩代递。

曾国藩不奉旨，除开他所打出的公开理由——在籍终制外，也还有其他一些缘故。据笔者猜测，不外乎这样几条：身为文人，不习军旅；太平军势力强大，省内土匪强盗众多，难以对付；社会秩序业已混乱，维持起来很困难。除开这些原因外，湖南官场风气败坏，在这种环境中难以成就大事，可能也是曾氏不愿出山的一个重要原因。咸丰帝登基这一两年来，多次严厉批评湖南的吏治恶劣，贪污营私舞弊等等都比其他省严重，巡抚、布政使等一批高官都因此被撤职查办。人虽换了几个，但风气已成，扭转就难了。

曾国藩拟出奏稿，反复修改，又将它以小楷誊正。正欲派专人送到长沙时，恰好张亮基又打发人送到亲笔函。张亮基信上说，近日武汉三镇失守，巡抚常大淳殉难，省城人心惶惶，请早日奉旨来长商办大事。次日，好友郭嵩焘又特地从湘阴老家赶来。郭嵩焘道光二十七年中翰林，与他同科的还有曾氏的及门弟子李鸿章。在京时，郭就住在曾家附近，每日三餐在曾家吃饭，与曾氏关系甚是密切。郭嵩焘劝曾氏以桑梓安全为重，丢开一切顾虑，又说古往今来墨绖办公事的人多得很，不必过于拘泥。郭又说动了曾氏的父亲。曾父也以大义规劝儿子，要儿子移孝作忠。于是，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这天，曾氏在母亲的墓前焚烧已誊好的奏折，带着最小的弟弟国葆离开湘乡富圫老家；二十一日抵达长沙城，将行辕设在巡抚衙门旁边的一个名叫鱼塘口的街上，正式做起湖南省帮办团练大臣来。

第二天，曾氏就上奏，请求批准在长沙立一大团，将各县曾经训练之乡勇招募来省，扎实训练，一可防守省城，二可随时派遣到各县剿捕土匪。朝廷即刻批准。这时罗泽南所招的三营共一千人的湘乡勇丁已到长沙，于是曾氏以此为基础建立大团，以明代名将戚继光的束伍成法编练，又亲手制定训练章程。这三营人马便是湘军的基本队伍。

不久，张亮基赴武昌署理湖广总督，江忠源升湖北按察使，其留在长沙的楚勇交其弟江忠济及刘长佑统领。楚勇、湘勇及由辰州来省的辰勇等，均归曾氏节制。时各地土匪活动频繁，曾氏常调遣这批勇丁分赴出事地点予以弹压。

咸丰三年三月，江忠源将留在湖南的楚勇全部带赴江南，又奏请再招练楚勇三千，朝廷允准。这时湖南巡抚一职由骆秉章担任。骆秉章老于仕宦，既支持曾氏以重典治匪，从严治军，又对湖南官场及绿营采取姑息容忍态度。曾氏参劾玩忽职守的长沙协副将德清，又破格保举参将塔齐布等人，因此而埋下了与湖南绿营的仇隙。绿营兵常常伺机欺负湘勇，塔齐布险些被绿营兵戕杀。为避免内讧，曾氏不得不退让，八月下旬由长沙移防衡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