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禀父(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五日)03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插图本) 作者:唐浩明


面对着《奉天讨胡檄》,这篇《讨粤匪檄》的文章十分难做。从传统的华夷之辨来看,太平军的立论堂堂正正,无懈可击。而身为朝廷大臣的曾氏又怎能守“华夷之辨”的古训呢?若说“满洲”不是“胡虏”嘛,在那个时代,此种说法也不能成立。这位文章射雕手毕竟高明,他绕开这个难点,另辟蹊径,抓住太平军反中华文化而崇仰耶稣基督的做法大发议论,把自己及其所统率的湘军当做名教维护者、孔孟捍卫人,从而将这篇文章做得大义凛然、慷慨激昂。诸如:“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癨雪被辱之憾。”这些句子,被视为檄文中的名句而远近传播,为那些求富求贵的投军者罩上了神圣的光环。

这篇檄文就文章而言,的确做得巧妙,但执政者向来看重的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文的技巧。檄文所回避的要害,恰恰是朝廷需要它的臣工明

确表态的问题。曾氏为文章找到了立于不败之地的论点,却因此而得罪了满族权贵和铁杆保皇派。他们认为,湘军只是一支卫道之师,而不是勤王之师。卫道与勤王并不是一回事。以卫道起家的军队,到了它强大的时候,它也可能不勤王了,甚至还可能以推翻异族政权恢复汉室江山来更好地卫道。曾氏在后来的带兵生涯中,遭受到许多别的汉人所不曾遇到的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其隐蔽的原因或许正是源于这篇檄文。可悲的是曾氏本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想到这一层。玩政治的人喜舞文弄墨实在不是一桩好事,曾氏此事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关于曾氏所承受的政治压力,我们将在以后的相关之处再来慢慢细说。

三月上旬,曾国藩率部抵达岳州,然后在岳州与长沙之间和太平军周旋,这封信就写在这个时候。

曾府的老太爷现已六十有五,他本是一个乡村塾师,因科举不顺兼禀赋较弱,故而即便在年轻力壮之时,亦未见其有多大的抱负,为何到了衰暮之年,反而对军戎之事如此热心,且也能说出些道道来呢?

原来,早在曾氏奔丧回籍之前,因太平军进入湖南,湘乡县四十三都,几乎都招募乡勇,结团自保。由于儿子的地位,曾府老太爷被公推为湘乡县团练总领。这个“总领”当然是没有实权的挂名,犹如今天各团体、各协会的名誉会长似的。这样一来,曾老太爷多多少少地便与闻了军事,再加之他的几个在家的儿子于此事都十分积极,于是“军事”与“塾师”便愈加联系得密切了。

老太爷写信给儿子,指出吃饭宜早、扎营要实、出战戒散、讲求阵法、严防奸细等,作为军中要务提醒儿子注意。

这几条要务,粗看起来,没有一条是秘诀,都可以从前朝兵书或《三国演义》一类的小说中剽窃。然而众人所知晓的正确东西,并不意味着众人都会去遵循办理。这几条军中常识,真正要严格做到,其战斗力也便不可小觑。曾氏对父亲的这几条常识性的“要务”没有淡看,他一一认真地予以禀复,并在湘军中切实执行。这里多说几句关于扎营的事。

曾氏对安营下寨之事十分重视。湘军在遭到几次敌方的偷营袭寨之后,于此更是小心在意。湘军的营寨不仅围墙又高又厚,且壕沟又宽又深。壕沟多至三道四道,沟里插满了竹签:人掉进去,会被竹签刺死刺伤;马陷进去,亦不能再跳出来。曾氏将湘军的这种打仗方式用六个字归纳,叫做“扎硬寨,打死仗”。这种方式虽被讥为“迂拙”,但它确实很起作用。湘军的最后成功,与这种“死硬”的蛮倔作风很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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