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伟的西北高原，自明初以来，就是边防上的重镇；但陕北延安一带，地势非常高亢，气候比较寒冷，春天要耕种的时候，地还没有化冻，秋天一刮风，就下起雪来了。在这个荒寒硗薄的地方，明初为了奖励屯垦，招民开荒，曾规定了凡在这一带新开垦的土地，永不加赋。至于长城以外，不适宜耕种的地方，就辟作牧场，所以在明朝初年边境还充实。到了明中叶以后，开始计亩征粮，差赋逐渐地繁重起来，边塞上农民的生活也逐渐感到困难。明张翰：《松窗梦语》卷二，清康熙修米脂县志云："春当种而冻弗解，秋未收而霜已降。"在年成较好的时候，农民们仅能吃上两顿粗糙的饭食，穿着祖先留下来的粗布衣服，住在窑洞里，从事劳动，过着困苦的日子；如果遇到荒年和兵荒马乱或生老病死的时候，生活就不堪设想了。

到了万历、天启年间，政治腐败，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官吏的贪污勒索，地主阶级的压榨和高利贷的盘剥，还有西北边防重地的延安，一向驻扎着好些防守边关的军队，时常扰害人民，更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在这一带的军队也时常发生骚动，这是由于军官们的暴虐和克扣粮饷，而引起士兵的不满。及至崇祯初年东北边事更形紧张，崇祯帝派宦官到西北去招募防辽的军队，到处拉壮丁，敲诈老百姓，弄得鸡犬不宁；招募来的军队又不加训练，也不发粮饷，以致激成了兵变。再加上陕北又是通西北的要道，本来设有驿站，养着驿卒和马匹，崇祯帝为要节省每年六十万两的费用，裁减了驿递，成万的驿卒变成了无业游民。《明史》卷三○九，《流贼传》。农民生活本来就痛苦，又遇到这一系列事故，社会上突然呈现了不安的现象，已足以激发农民起义的洪流。何况陕北连年荒旱，发生瘟疫，到处都是饥民饿殍，地主们拥有大批食粮，不肯散给老百姓吃。同时，当地的官吏，不但不救济老百姓，还奉着上级的命令百般勒索。在这种种严重压迫的情况下，那些被明朝统治者称为"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