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字军东征的正义原则、主要动机和后续影响

人类对暴力的运用是如此熟悉甚而视为自然之事，在我们的纵容之下，微不足?的怒意或引起争议的权利，必然成为充分的理由，可以在国家之间产生敌对的行为。但是就圣战的名义和性质而论，需要进行更为严谨的查证。我们不能贸然相信，耶稣基督的仆人可以拔出毁灭的宝剑，除非出于动机相当纯洁、争执完全合法、需求无法避免。作战行动的策略要求取决于经验获得的教训，然而这种教训得来何其缓慢。在采取行动之先，宗教事业的公正与合理要能满足我们的良心。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基督徒，全都受到说服，认为是顺应天理人情的事。他们的论点不断滥用《圣经》和修辞的文句来掩饰，看起来像是坚持信仰的理?，要有自然防卫的权利，然而却有“圣地”特定的称呼，以及异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是邪恶敌人的说法如果观众看到《亨利四世》第一部的第一幕，可以从莎士比亚的原作里，非常自然的感受到这种激情。约翰逊（Johnson）博士的注释描述一个执拗而又充满活力的心灵，急着报仇雪恨，凡对他的信条持异议的人，就会受到无情的迫害。。

其一，正当防卫的权利可以将民事和宗教的盟友全部包括在内，这是很合理的事。权利的获得基于危险的存在，敌人的恶意和实力所形成的双重考量是评估的重点，归咎穆斯林信奉有害人类的教条，他们认为有责任要用刀剑绝灭所有其他的宗教。这种无知和偏见的指控受到《古兰经》的驳斥，从伊斯兰征服者的历史，以及他们对基督教信仰公开与合法的宽容，也知道这是不符事实的说法。但是不可否认，东方的教堂受到严苛的束缚和高压的迫害。即使处于这种环境，他们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对于统治世界的绝对权力，坚持己见维护神意的权利要求。在正统教会的信条之中，不信上帝的民族始终形成威胁，会让我们丧失现在的宗教或未来的自由。到了11世纪，土耳其战无不胜的军队的确令人感到忧虑，这种后果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已经迫在眼前，不到三十年的工夫征服亚洲所有的王国，最远到达耶路撒冷和赫勒斯滂海峡，希腊帝国在毁灭的边缘摇摇欲坠。除了对基督教弟兄表示诚挚的同情，拉丁人基于公理正义和利害关系要支持君士坦丁堡，这是西方世界最关紧要的天堑，为了有利于守势战略的要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与击退立即的强袭，应该给予同等的重视。为了达成企望的目标，必须提供适度的援助。我们同意非常现实的道理，那就是不能派遣数量庞大的兵力到距离遥远的东方去作战，否则亚洲无力供应强大的援军就会遭到覆灭的命运，欧洲会因人口降低而减少应有的实力。

其二，夺取巴勒斯坦对拉丁人的战力或安全毫无助益，征服这个距离远面积小的行省，唯一合理的借口是宗教狂热的信念。基督徒肯定“应许之地”是不可剥夺的名称，神圣的救世主流出宝血是最大的保证，他们有权利和责任从不义的据有者手里光复继承的产业，这些邪恶的异教徒亵渎基督的墓地，在朝圣的路途上欺压他的信徒。崇高的耶路撒冷和神圣的巴勒斯坦，类似的宣称根本无济于事，这些地方早已废止摩西的律法。基督徒的上帝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神明，伯利恒和髑髅地分别是他的出生和埋葬之处，就是光复也无法补偿对福音书有关道德训诫的侵犯。这些论点在沉重的迷信盾牌前面一闪而过，只要抓住奥秘和奇迹的神圣理由，宗教的心灵就很不容易将它抛弃。

其三，宗教战争已经在地球各个区域开打，从埃及到利沃尼亚（Livonia），从秘鲁到印度斯坦，获得传播更为广泛和适应性更强的教义大力支持。宗教信仰的不同是引起敌对行为的充分理由，人们不仅普遍认同，有时还肯定最高的价值。手持十字架的战士可以杀死或制服冥顽不灵的不信者，这种上帝赐与的恩典是主权和慈悲的唯一来源。大约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四百年，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这些蛮族，花费同样的时间，运用类似的手段，分别获得罗马帝国在西部和东部的行省。信奉基督教的法兰克人因时间和条约的关系，?们的征服行动成为合法的据有。伊斯兰的君王在臣民和邻国的眼里仍然是暴君和藩王，可以用战争和起义的武力，将这些非法的所得合法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