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查理一世（1625—1642）

在詹姆斯之子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詹姆斯统治时的所有困难都迅速地达到紧急的关头。英格兰陷入一场反对?班牙的小规模战争之中，尽管议会议员憎恨西班牙，但他们很不情愿批准查理供养英国军队的专款。同时，查理不顾他的法国王妃，卷入与法兰西的战争中，他的战费部分是从比较富有的臣民那里强行贷款所得，还有就是使军队住在私宅中而由房主承担损失。他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正如一位法国观察家所评论的：“他们希望与天地开战，但却没有办法同所有人开战。”自1588年以后，军备最为庞大，那时存在一个可见的敌人，在1626年到1628年间，查理的臣民不认为有必要补充额外的军备。结果在1628年，议会通过了《权利请愿书》（the Petition of Right），它是“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大宪章（Magna Carta）”，第一次明确陈述了现代立宪政府的一些最基本的规则：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军队不得宿营在私人住宅中；和平时期不得发布戒严令；除非出于特别指控和受到常规法律程序的保护，否则不得监禁。所有这些都是对王权的限制。

查理对《权利请愿书》表示同意，以确保议会批准新的拨款。但是，他还在征收未经议会批准的税款，议会随即不仅抗议他未经批准的征税行为，也抗议他的有关高教会派的政策。于是国王的态度由安抚变为强硬。在1629年，他逮捕了那些议案的提议者，并一起逮捕了其他八个议员?然后，他解散了议会，部分是因为议会拒绝投票给予他物资，部分是因为他感到议会在越权干涉宗教事务，还有就是因为那些被逮捕者越过国王而诉诸国民的力量。

之后的11年，从1629年到1640年，查理进行着没有议会的统治。他从不需要议会批准的王室税收中压榨出所能得到的每一分钱，他从未由于征收全新的税款而严重地破坏惯例，但他对惯例的滥用超出了其反对者所认为的合理限度。例如，以前，造船费是由国王征收的，但只是在战时向沿海村镇征收来用作海军费；此时，查理即向内地区域征税，且是在和平时期。一位来自白金汉郡的富有议员约翰·汉?登（John Hampden）拒绝缴纳此税。他丢掉了议会席位（1637年），却因为挑战国王的财政支出而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

在宗教事务上，查理得到一个信仰坚定的高教会派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指导，这位大主教是威廉·劳德（William Laud），他系统地强化了对英国国教的遵奉，同时剥夺了甚至是温和的清教教士的神职。清教徒有时被带到星法院（Star Chamber）受审，这是一个否认被告受到习惯法保护的行政性法庭。在民事事务上，查理依仗一个保守派的机会主义者托马斯·温特沃斯（Thomas Wentworth），他是第一个斯特拉福德伯爵（1593—1641），他?弃了对议会的支持而成为爱尔兰的总督。

在这些年表面平静的个人统治之下，英格兰激荡着被压抑的政治与宗教情绪。可是，从可资利用的不完全统计来看，触怒那么多英国人的税赋相对来说要轻于大陆国家（英国的赋税比任何一个现代的西方国家都要轻得多）。使用武力来反对国王的那些议员不是遭蹂躏和为穷困所迫的绝望的反抗者，而是自我伸张的人，他们捍卫自己的公民权观念和礼拜形式，同时为自己寻求力量和财富。

那么，为什么会有一场革命？历史学家尤为不同意有关英国革命者的经济动机的说法。有证据表明资本主义特征较明显的乡绅即乡村?产阶级支持清教徒，但是，其他学者认为支持清教徒的乡绅们都是那些看到自己的经济份额正在下降的人，他们经济规模缩小的原因在于物价飞涨、牧羊的农业公共用地被围以及旧时修道院土地的新的世俗所有者的竞争。这种对于乡绅的性质和作用的争论说明了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两个问题：第一，是定义的问题，因为争论部分地取决于如何定义社会各阶层，或社会各阶层过去是如何定义自己的；第二，是解释的问题，即使两位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证据相同，或者所研究的证据有某些重叠之处，他们也可能对那个证据的含义得出不同的结论。英国革命是由绝望所引起的?？一个正在衰落的乡绅阶层寻求让时钟倒转，所以革命的目标实际上是保守的？或者，革命的发生是由于领悟到需要现代化，使政府制度变得更加理性和有效率，即它是脱离封建主义的长期运动的最后阶段吗？“乡绅”甚至是导致那个世纪中叶的危机的重要因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