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对革命的回顾

在17世纪50年代早期的清教徒统治的鼎盛时期，一些清教徒曾设法将他们理想中的简朴生活强加于所有人。这种强制采?了“蓝法”（blue laws）形式：禁止赛马、赌博、斗鸡、逗熊、在草地上跳舞、化装舞会、戏剧演出和许多日常的普通娱乐。然而，这种给道德立法的尝试，对于现代的宣传技巧和统治技巧来说来得太早，并未完全发挥作用。尽管被正式地“抢劫了”（指被剥夺了生活的方式），许多国教教士还是继续在私人住所中做礼拜，许多斗鸡活动也在隐蔽的场所继续着。可是，严厉的法规就放在那里，坚定不移的人在努力地执行它，无法和解的敌对者在反抗它。

不列颠在1640—1660年间所发生的事件，在西方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君主第一次受到了政治上积极的个体公民所发起的大规模反抗的挑战。尽管斯图亚特王朝最终复辟了，但没有一位国王能够再希望无议会的统治，或者恢复星法院，或者收取造船费、善行款和其他有争议的税款。因此，在一个有限君主制中，议会保留了立法机构的重要武器，通过定期的征税审批，控制公共资金。

另一种基本自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英国经验。言论自由是清教徒的一个基本信条，尽管在其权力鼎盛期清教徒自身没有遵守它。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于1644年在他的《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中，对此项自由作出了经典表述。虽然弥尔顿?要是为知识和道德精英而捍卫自由言论，但他的论点之一却具有务实和英国式的特点，即抑制自由表达的尝试是不会成功的。

大动乱时期的前几年，多卷本文学小册子是自由言论在实践上的生动表现。激进少数派的意外出现预示了现代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一种这样的群体，平均主义者，在革命的军队中找到许多同情者，他们提出了一套规划，后来由移民带到了美洲殖民地。他们倡导政治民主、普选权、定期召开的议会、累进税、政教分离和保护个人免遭任意逮捕。其中甚至还有少量经济平等的内容，那时这是一个与《圣经》的思想紧密相连的目标。例如，?地派就是一个鼓吹在一种共产主义的模式下来分享俗世物品的小教派。为了进行社会改革，他们提倡耕种遍及英格兰的公地和荒地，而不管土地的所有权。喧骚派教徒（Ranter）攻击“可敬”的信条，认为原罪几乎是不存在的，行为上的革新将消除来自于贵族和乡绅的压迫。第五王国派、千年论者和一些其他的激进派鼓吹基督再临（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和在人世间实现乌托邦。

更加重要的是，从英国革命中产生了宗教宽容的观念，它甚至比欧洲大陆宗教战争中出现的这种观念还要清晰。独立派，当他们是反对派的时候，坚决支持宗教团体有依自己意愿礼拜上帝的权利。虽然在短暂的掌权期间，独立派表现出擅于使用迫害手段，但他们的执政从未牢固得足以将英格兰变成17世纪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的日内瓦城。至少有一个派别，由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所领导的贵格会，认为宗教宽容的思想和实践是一种积极的善。贵格会谴责世俗世界所有的虚假外表，甚至认为纽扣都是一种虚饰。他们发现：表示时间的日（days）和月（months）的名称是粗鄙的异教徒的玩意，单数“你”（you）的敬称是一种社会伪善，进行法律宣誓是无信仰的。所以，他们称集会礼拜的时间是第一日，而不是称为太阳神的日子；他们称彼此为“汝”（thee）或“尔”（thou）；他们对信徒依据新教教义所拥有的教士身份看得非常重要，以致他们取消了正式牧师的职位。在教友派（the 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中，正如为人们所熟知的，任何体验到精神感动的礼拜者都可以表白，即其他教派所说的布道。教友派尤为深刻地感到，不可能以自己的意愿强迫任何人理解“内心之光”，也因此无法迫使人们接受他们的信仰。他们愿完全禁绝武力，特别是战争，他们愿以基督教的和平方式走自己的路。

在贵格会中，妇女的宗教权利达到了新的高度，由于男人在伊甸国的堕落，妇女沦为男人的附属物，但妇女的屈从命运随着救世主的牺牲而终结。任何教友都可以发言和预言。福克斯宣称妇女是牧师，基督是男性和女性的合体。因此，妇女在贵格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1671年，妇女开始主持妇女大会，这使她们可以分享对教会的管理。内战中的各派都给予妇女以重要的角色，即使还不是平等的角色，挑战了排斥妇女担当教会职务的正统论点。各教派经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家庭和家庭伦理及道德作用上。当把这些想法同宗教宽容的传播联系起来时，就导致了对父权思想的某种削弱和对母权可能统治的领域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