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社会的趋向

（1）经济衰退和家庭17世纪时期的大部分人都陷入到似乎是没有穷尽的贫困、疾病、暴力和死亡的循环当中。绝大多数的人生活在乡村，依靠农业为生，他们没有足够的土地来维持家庭所需，所以，不得不租用土地，做佃农耕种土地，或者用部分时间为他人工作。农民面对瘟疫和天气变化是脆弱的，它们能够轻易毁坏整个地区的农作物，由此导致面包价格的上涨、普遍不幸的产生和饥饿前景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购买食物，农民经常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土地，这是他们仅有的实际资产。这意味着，他们卖掉的不仅是家庭存在的物质基础，而且是家庭在村子中的社会身份。一旦一个家庭出卖了它的土地，就可能被迫行乞和导致家庭破裂。

农业的逐渐商业化是农作物的生产和销售逐渐依赖于市场的过程，它制造了新的危险，因为它意味着依赖于一种经常变化的可能崩溃的需求。土壤侵蚀、战争和传染病加剧了农民的苦难，税赋也同样加剧了这种状况，17世纪时许多国家的税赋都增加了许多倍。尽管王权在不断增长，封建领主仍旧具有对农民进行绝对统治的能力。东欧的国王授权贵族可以更自由地支配佃农，而作为回报，贵族要服务于国王，贵族便因此残酷地将农民人口变为奴隶。这个在时机成熟时将最终改善农民命运的过程——实现经济增长和治保国家——也许会使农民的命运变得更好一点，而在某些领域情况也许会使其变得更坏。

从人口上来看，17世纪表现为一种减缓的趋势。虽然欧洲总人口在16世纪已经增长了2000万，但在下一个世纪里，人口仅仅增加了700万，在一些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和德国，人口急速下降。正如这个世纪面包价格下降的事实所表明的，这种相对的停滞也许不是来自于一种“马尔萨斯危机”，即一种不能生产足够的食物以供给人口需要的危机情形。它更多的来自于疾病、寒冷的天气、战争、经济混乱和（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故意的选择。虽然人口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认为前现代家庭很少控制家庭的大小，因为直到后来避孕工具才为人所知或可以得到，但是，我们现?知道17世纪的欧洲家庭在面对紧缩的经济状况时的确有意设法节育。一种方法是性交中断法，在射精之前拔出，但使用频率无从知晓。毫无疑问，更重要的是相当于人口的10％到15％的人不结婚，剩下的人都是晚婚，在晚婚的妇女中，每个人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这似乎降低了人口出生率。西欧人口结婚的平均年龄由1600年的男女双方都20岁刚出头上升到1700年的男子近30岁、女子25岁左右，这个岁数对于只有少数人能够活到50岁的人口来说是非常高的。

推迟结婚具有更广泛的含义。首先，它意味着人们将性交推迟到相对的生命后期，正如有关事实所表明的那六，推迟结婚并未导致私生子率有所上升。我们不清楚人们是如何处理性阻碍的，但商业性的性行为有时是有用的。然而，卖淫不能解释大多数的私生子，私生子通常来自于婚前性行为，而不是婚外性行为。另一个含义是，以两代人为核心的家庭成为正常而不是反常的现象。考虑到较晚的平均结婚年龄和较早的平均死亡年龄，大多数人都不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孙子女，这就意味着直系父母对家庭财富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最后，限制生育的努力包含了一种在照顾子女方面改进了的态度。在这一时期可能约有40％的子女在青春期死亡，作为对不断增加的婴儿和儿童?亡率的反应，父母将他们的稀缺资源集中在数量较少的孩子身上，设法增加维持家系繁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