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性别与巫术很难知道是何种冲突恶化了性角色的境况，这种情况在17世纪也许并没有大的改变。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这个时代的经济无序和其他的无序性趋向于巩固男性的统治，这种巩固在总体上是加强传统权威运动的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一种“家国契约”的演变，即一种在国王和父亲之间订立的相互加强各自权威领域的隐含协议。他们一起发挥作用来制定和执行法律，这些法律以强烈的男性语言来定义主权，并增加父权对于家庭财产和子女婚配选择的控制。

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发现这种进展的证据。例如，在由著名的英国保王党人罗伯特·菲尔麦（Robert Filmer，约1589—1653年）写作的、以恰当的《父权制》（遗著，1680年出版）为书名的著作中便可以找得到。以普遍被援?的王国与家庭的类比为依据，菲尔麦认为国王作为第一位父亲亚当的文字上或象征性的后代，他对臣民负有的责任与普通的父亲对家人负有的责任差不多。这种论点对于妇女的含义是清楚的。除了偶然出现的强大的女性君主的统治，女性权力在大多数国家都被以本性脆弱和无能的观念来进行描述。那些在幕后实施权力的女性，最显著的就是王室的女主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惧怕、憎恨和贬低，因为她们越过了传统女性角色的界限。因此，路易十四的最后一个情妇德·曼特农夫人在大街上被诽谤为女巫、魔鬼和娼妓。

这种对妇女的看法在传播中并非没有受?挑战。对男人和女人相对能力的有学识的、古老的争论仍旧继续着，有一些人大声称赞女性和她们的才能。而且，尽管妇女从前更多地受到低报酬、低身份的工作的限制，并被拒绝与男人接受同等的教育，但是，就人们承认了她们的社会立场和才略来说，一些妇女的确设法规避了经济机会的限制。通过能够参与的各种活动，从助产学到写作，一种职业感在妇女中发展起来。法国教会的一项研究表明法国教会已经变得日益女性化，因为它吸收了大量的妇女在教会学校和慈善团体中工作。简言之，公然的压制遇到了通常平静，但却是坚决的反抗。

尽管肯定有其他的隸源，但经济压力和妇女有争议的社会角色促使了巫术指控的出现，它是16和17世纪研究最为集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事情之一。对治病术士和巫师神秘力量的信仰是多个世纪以来欧洲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中世纪末期，这种大众信仰在欧洲许多地区被与更加优越的、精细的魔鬼仪式融合在一起。在宗教改革期间，巫术也变得同异教徒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受到天主教阵营和新教阵营的关注，双方都在对基督教的正统看法作极其严格的规定。在选择被告人方面，经济压力的作用和对女性厌恶的增长也许是最为明显的影响因素。大约80％被以巫术为名控告的人是女性?经常由女性指控），其中的大多数经常是来自于社会中较贫困阶层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