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作者：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 埃克塞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xeter)英语教授，''America In The Movies''和''Stendhal''的作者

出处：《纽约时报书评》1983年11月27日

除非有请愿书可签或者正为从政而奔波，美国作家们从来都远离政治。在最近几年里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了：他们忙于照管个人花园里发生的离婚、孤独症和心理崩溃，无暇他顾。但是也有些例外，杰伊·坎特极其丰富而有力量的第一本小说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坎特将1960年代的政治和那些好战分子头脑里的想法转化成了一部探索奥秘的虚构小说。它的主题是切·格瓦拉，不是作为英雄，奇人或者魔鬼，而是一个历史的谜团：他的一生，只要还存在于历史中，就将一直不停地向革命者们，以及任何相信“要让世界变得可以接受必须有深刻变革”的任何人提出质疑。

使用暴力或者不使用暴力，怎样做，这些变革才有可能？难道压迫不是让压迫本身变得日益复杂世故？难道革命不是在迅速地复制旧王国，制造出它们自己的镜像版本？格瓦拉呼唤“两个，三个，更多个越南”，好像只有他的敌人们听到了他那套豪言壮语中多米诺骨牌正在倒下。我们总是被告诉要将拉丁美洲看作是一大捆的新越南，以至忽略了还有如墨西哥、格林纳达、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这些不一样的地方。格瓦拉和我们的国务院，无意间通力合作推广了一个伟大的神话。可以这么推断出：格瓦拉死于他对那个叫玻利维亚的国度之独特性的无知无视。可以推断格瓦拉或许死于他对那个叫玻利维亚的国度之独特性的无知无视。

切·格瓦拉是一个阿根廷人，一个医生，终生受困于哮喘，一个拥有与身体不谐和的勇气，对自己和他人都严厉的男人。在坎特的小说中，一个战友说，他有“无穷的正直……在这种正直面前，我们所有人都可能被冻结”。1955年，格瓦拉在墨西哥遇到了卡斯特罗，随后他将自己训练成一个游击队员，在1956年随卡斯特罗的小队伍挺进了古巴。两年后，在马埃斯特腊山区（the Sierra Maestra），格瓦拉显示出了惊人的军事天才，接着，卡斯特罗的军队占领了哈瓦那，巴蒂斯塔（Batista）政权倒台。

1965年，在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之间的关系出现一场著名的冷却，然后格瓦拉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再次出现，是在玻利维亚的丛林中。他领导着一支游击队，袭击着军队的前哨，希图唤醒人民，又报希望于美国的干涉。因为美国的干涉将极其更大更普遍的抵抗，就好像越南。1967年，他被玻利维亚军队俘获，然后处死。他是苦痛的发言人，坎特小说的叙述人说：“跳出来看，切事实上只有一个观点，虽然它有无穷的变换形式，那就是：他的痛苦，痛苦本身，我们的欲求。”

《切·格瓦拉之死》提出了这个历史谜团但并没有给出解释。最后，我们知道，这是一本存疑之书。面对格瓦拉激烈的一生，面对他身后这个几乎没有改变的狂暴的世界，我们又能够做什么？屈服着绝望；自得自满；还是藏身于犬儒主义之中？坎特先生总结说，“你的嘲讽腐蚀的只是你，不是历史。让他的生命来审问你的。”

坎特先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熟读了庞大的格瓦拉文献库：日记、信件、回忆录、闲话碎语、传记还有史学家互相矛盾的陈述。他也熟识了格瓦拉的拉丁美洲，那里的山、城市街道、沉默的印第安人、中产阶级激进分子，以及重大改革如何失败。他把这些熟读后的时空感受汇聚起来，并使得人们在阅读时很容易忘记这小说是一个北美人写的。阿根廷，1928年：孩子格瓦拉聆听他父母的交谈。这是一对搞政治的、喜爱争论的夫妻，在书中他们总会在不经意间浮现。他们每夜在餐桌上讨论世界问题，而他们不安静的孩子则绕着撒满报纸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然后在躺在粉刷过的石质地板上谈下，瞌睡着，聆听着。坎特先生创造出大量的细节，而广为人知的故事和大胆改写的事实交织在一起。比如这个：年幼的欧内斯特（Ernesto，格瓦拉的名字）吞下粉笔饮下墨水，以此向同学们证明这些物质并没有毒。再有：在小说中，格瓦拉的父亲，和格瓦拉一样是个医生，而他的亲生父亲，则先是个茶叶种植者、然后是建筑工人、政府雇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