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格瓦拉只是一个革命旅游者。玻利维亚和秘鲁，1953年：格瓦拉，一个自任的甘地追随者，向他的朋友们宣讲非暴力，这些人有的怀疑，有的坚信，另一些则认定了其他方向。他和在拉巴斯的农业部长吵架。这位部长坚持印第安人在进入他的办公室前必须被喷洒敌敌畏，因为他们有虱子。他在玻利维亚感到失望，就乘坐一辆破旧的卡车穿越安第斯山脉到了秘鲁。一年后他到了危地马拉，这里另一个革命即将开场。古巴，1956 年：格瓦拉――已经服膺于革命暴力论――在一场糟糕的进攻中受伤，他背诵着波德莱尔和济慈的诗歌，撤退到了马埃斯特腊山区。玻利维亚，1967年：格瓦拉努力将他的游击队组织在一起、和一个农民市长争论。这个市长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承诺的“幽灵”类似于真实的安第斯山精灵，它是同一类魔法的产物。这类魔法讲授的是：没有什么会真的改变，任何东西都将返回。这种历史观对革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它比本地的官员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更难应付。

《切·格瓦拉之死》融合了事实和想象。一个例子是：波德莱尔确实是切最喜爱的诗人，但是他真的如同坎特先生说的，从尼赫鲁那里得到对济慈诗歌的欣赏品味吗？显然，坎特先生无意校对历史，而是试图进入历史深处。历史上的格瓦拉的确在那些时间在那些地方碰到坎特先生陈述的一些人物，另一些则是坎特的创造。他创造的还有小说中的对话，即将其中出现真实人物，它们只是可能被说出来的话。我们手持的这书不是一本伪造的格瓦拉传记，而是两种以虚构解释其生命之努力的结果。那就是：去想象；全面地去看――在表面显示出来的之外，去发现被隐藏的被暗示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家的想象其实是一种理解方式。

第一种解释的努力主要是小说中格瓦拉自己的，在他自己看来，他就是在现在和过去等待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那个人。那是1965年，在反对卡斯特罗接受苏联援助的一个演讲后，格瓦拉被孤立在派恩岛。陪伴着他是瓦尔特·图略（Walter Tulio），作为格瓦拉的同志、保镖和管家。瓦尔特曾经是个文盲，如今则是个精于撰写古巴革命的老手。格瓦拉已经向卡斯特罗请求通过他在玻利维亚发动一场游击运动的计划，在他等待卡的时间里，他撰写了一部很长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表面上看是一种自我批评的练习，共产主义者说的“这是我应负的责任”，但读起来更像是一副作为年轻男人的革命者肖像。在回忆录中，格瓦拉总不免滑入虚构自己的轨道中。比如说，他虚造了一个快乐的童年，通过遗忘自己有四个兄弟姐妹，彷佛他是唯一的孩子。在他的叙述中，他的父亲死于一场手术，而事实上（真实世界中，以及坎特陈述的“真实世界”中）他活了下来。这部小说的第一部分就由这部回忆录、切在写作它时的想法以及他和瓦尔特之间的对话组成。这两个男人互相挑衅又互相安慰，他们的真诚友谊和怨恨以及怀疑交错在一起。瓦尔特责备切删除他兄弟姐妹以及伪造父亲死因的做法。“也许瓦尔特是对的，”切想，“我走得太远了。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写下去，我有了一种清晰的直觉：好像我已经获得了爱或者成功的策略。我能如何证明它的正确？……他的死恰好在那里，在故事的下一页。” 瓦尔特责备地惊叫道：“切！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就是那样的。你的写作要求他和他的世界安置于此处。”那么，那个活着的父亲的要求呢？这个被重新排列了的世界呢？

解释的第二个努力，也就是书的第二部分，属于瓦尔特。在这时他已经成为格瓦拉记忆的容器，对于自己的这个角色，他半是喜欢半是憎恨。在玻利维亚，他一直和格瓦拉在一起，他是五个幸存者中的一个。现在是1968年的五月，许多事情将开始然后结束。瓦尔特的叙述基于他自己在玻利维亚期间的日记，格瓦拉的日记（有真实的也有虚构的），还有队伍中其他人的日记。为了驯服这些不稳定的、难处理的材料，瓦尔特不断在叙述中加入注解，还有偶尔的、试图表示幽默的夸张姿态，好比是慕间的停歇，或者滑稽戏。瓦尔特写道：“今天，想起他的生命，我感到无法忍受。今天我感到，他的生命中没有一分一秒的欢愉在……他不听音乐。我也不认为切曾经看到过一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