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种族爱国主义”、反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摆脱窘境最为基本的观念基础是，诸如部落、部族、民族国家等人类有组织的群体之，不仅存在为生存而争斗的现象，而且从生物界的个体争斗上升为政治共同体间的冲突。在战争中击败他族的群体显示了比战败者更高的适应能力，它因此有权——的确也是进化赋予的一种责任——消灭战败者，并由其更为优秀的成员占领战败者的领土。英国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约翰·罗德斯（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曾认为,一个完全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占据的世界将是一个最好的世界。罗德斯的观点被称为种族偏见主义或我们现在所称的种族主义，认为不同种族内在的差异性决定了其文化与个体的水准，一个种族因此在特定的环境下优于另一种族。虽然今天的我们已熟谙其危害性，但在20世纪早期，罗德斯的观点却被认为是对基因科学和生物科学最充分的阐释，而欧洲的种族主义者在环顾世界后更加确信，他们自己的见闻充分证明了自身所拥有的优越性。

“种族爱国主义者”（其追捧者惯用的名称）相信，现代人（Homo Sapiens）已经发展为具有实质性差异的不同种群。例如黑皮肤就是黑人天生低劣的标志，他们（或美国的土著人）应该重蹈恐龙的覆辙。风俗或法律反对不同种族间的联姻，因为这不仅违背上帝的旨意，而且将使“高等种族”变得低劣。尽管很少有人敢于明目张胆地鼓吹种族屠杀以及劣等种族灭绝论，但多数种族主义者却主张，“劣等人”应服从于“优等人”，“应被限制在他们自己的区域内”或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同类中”。

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只有美国有着相当数量的非白人少数民族。然而，自称为文明的美国虽然废止了种族奴隶制，并且因内战和解放宣言而通过的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废止了种族歧视，但这一新世界的伟大共和国并未找到一条种族共容的有效途径。截止到19世纪80年代初，老邦联各州、边疆州及中西部地区，都通过了以战前民谣命名的“吉姆克罗”（Jim Crow）黑人法案。这些法案对就业、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的种族分离予以了明确的规定，并由此派生出社会交际领域具有同等约束力的非正式隔离体制。在大部分地区，学校、住房、医院、公园、火车、公共汽车，甚至是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诸如公用电话、自来水等都受到了隔离。新世纪前夕，美国最高法院在 “普莱西控告弗格森” （plessy v. Ferguson，1896）一案的判决中，以美国公民无论黑人和白人，都拥有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的方式，支持了“分离但平等”的原则。隔离有失公平的观念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才被公众广泛接受。

尽管达尔文主义及其社会领域的不同分支，被误读为社会进步应遵循的基本信条，并且这些学说均支持工业社会对无限增长的向往，但达尔文主义以及绝大部分种族主义者，在本质上却是极其悲观的。达尔文强调偶然性而非秩序构成了因果关系的本质。与更为激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许多评论家相信“低等种族”将最终获胜，因为野蛮人较敏感的文明人更富于力量。“低等种族”更具繁衍力，并且更加缺乏选择性，而民主的平等主义却鼓励无能者而打击优秀者，其结果将是进化的滑坡而非兴盛。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许多沮丧的思想家已经在研究约瑟夫·阿瑟·德·戈宾诺伯爵(Joseph Arthur , Count de Gobineau，1816—1882)的《论人类的不平等》（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the Human Races, 1853—1855）。这位法国外交家与作家得出的结论是，种族间存在清晰的等级界限，而“纯种”的德意志人(在他看来，德意志人并非仅仅指现代的德国居民，而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英国、北部法国以及比利时等地的蓝眼睛白种人)居于种族金字塔的顶端。这一理论经古怪的霍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得以进一步完善。张伯伦是一个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两个著名将军的侄子及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女婿。张伯伦背离了祖国，生活于他认为高度发达并天生优越的德国人之中。他在其名作《十九世纪的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899和1911年分别在德国和英国出版)中论证说，欧洲文明受到了他所认为的低等和混种民族包括亚洲人、非洲人、地中海欧洲人，特别是犹太人的威胁。这一丑陋的思想倾向在此与古老而褊狭的反犹主义融为一体，并为反犹主义添加了新的伪科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