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虽然在19世纪的西欧获得了政治解放，但反犹主义的幽灵并未彻底销声匿迹。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更为民主的英国、法国、美国出现了更具文明的?象：英国有犹太出身的基督徒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首相，1916年的美国有犹太高级法官路易斯·D.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其他国家的司法系统如英国上议院也已经有了犹太人议员，维也纳的大部分报刊为犹太人所有，犹太人也进入了医学和教育等很多高级行业，并且许多重要的银行以及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报公司等均为犹太人所有。如果没有犹太作曲家、画家、作家的贡献，很难想象那个时期的艺术、文学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但在这些文明的表象之下仍存在着反犹主义。在一个天主教居主导的社会中，犹太人仍被称为是“基督的谋杀者?，在清教文化中，他们仍然是不能皈依并难以拯救的灵魂。“他者”(otherness)的感觉使其他民族难以完全接受犹太族，而这个民族自己却有诸多的理由对完全被同化存有疑忌。因此，法律虽然赋予犹太人完全的公民自由权，但他们却被不成文地隔离于国家机构、大学和军旅之外。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那样，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波澜的法国“德莱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说明即使在欧洲最伟大的共和国内，反犹主义也是一个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丑陋现象。

然而，还有更为丑陋的。国家容忍甚至支持的反犹集体暴力，在俄罗斯帝国依然司空见惯。在1897年的维也纳，恶意反犹的卡尔·鲁格 (Karl Lueger,1844—1910)在公众的欢呼声中当选为市长。鲁格对犹太人的仇恨是如此粗俗和残暴，以至于帝国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Emperor Francis Joseph），好几年都拒绝授权对他的任命。正是在鲁格的维也纳，年轻的希特勒形成了其纳粹种族主义的思想纲领。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许多欧洲犹太人，尤其身处反犹最为剧烈和残暴的东欧犹太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通过移民躲避反犹主义的迫害。部分犹太人则转向了政治激进主义，希望能在社会主义那里找到一个更好、更具宽容的世俗国家。另一些?太人，尤其是更具民主的西欧国家犹太人，认为犹太族的未来在于同化，即在保持其宗教信仰的同时，融入居住国的文化之中。亦有另一种答案，并将注定成为20世纪主要且充满争议的力量。1882年，俄属波兰籍犹太医生莱昂·平克斯(Leon Pinsker,1821—1891)在德国出版了富于预见性的小册子——《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平克斯曾一度坚信，欧洲国家有保障的公民自由权是解决反犹问题的最终答案。但在目睹了1891年俄罗斯的反犹暴力后，他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实现基于犹太民族意识的政治独立是犹太人唯一的希望，即犹太人必须建立自己的祖国。

深受平克斯观点影响的维也纳记者、剧作家、出版商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认为，集体屠杀及德莱弗斯案件均表明同化毫无结果。在赫尔茨看来，犹太人是一个散布于世界各地并永无自卫能力的少数民族，犹太人除非聚集一处恢复其伟大的犹太民族国家，否则他们将永远处于自身不保的状态。赫尔茨在其极富影响力的《犹太国家》（The Jewish State,1896）和《古老的新土地》（Old New Land,1902）中，详细阐释了其理想中得以重建的以色列国家，赫尔茨的努力因此肇始了犹太复国主义。

1897年，赫茨尔在瑞士的巴塞尔（Basle）召集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宣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基斯坦地区，建立“一个受国际公法保护的犹太人家园”。然而，当赫茨尔在全世界搜罗犹太移民时，却遭到了其同教派人士的不少批评。犹太人，特别是民主国家的犹太人，仍坚持以同化来应对反犹太主义的迫害。赫茨尔虽然于1904年去世，但犹太复国主义得以继续发展，并最终在信教与不信教的犹太人中取得了同样的胜利。虽然赫茨尔的梦想将得到大国的支持，但在一战前的那些年中，没有人能预见到欧洲犹太人数十年后经历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