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其他反响：实证主义与精英主义

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分离主义外，人们对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还给出了其他的答案。部分思想家开始对19世纪的实证主义，即确信人基于理性和原则而行事的乐观实证主义提出了质疑。美国医生、哲学家及早期心理学原则的奠基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在对其所处时代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人并非依照规则行事，而是在外界事物刺激下做出注重实效的反应（实用主义从此便铭刻于现代词汇之中）。他进而对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并提出其著名的格言：“我们不是因悲伤而哭泣，但因哭泣而悲伤。”（We do not weep because we are sad, but we are sad because we weep.）形而上的制度体系对于詹姆斯来说完全是空话：规则不是因为真实而起作用，而是起作用才变得真实（Principles do not work beause they are true—they work and therefore become true.）。

受詹姆斯推崇的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是另一个反对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手。柏格森坚持意志的重要性，认为推动人类进步的核心要素是对创造的渴求（the élan vital）而非自然选择。与詹姆斯一样，柏格森也认为人类的理智总受制于情感。

精英主义是实证主义具有危险性的另一个分支。他们虽然有时也从詹姆斯和柏格森那里汲取养分，但更接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选举权的推广、资本主义的扩张甚至公共教育的普及等等，均引发了精英主义者的不安与惊恐。在他们看来，实证主义者的乐观主义情怀有悖于现实，因为西方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西方的领导者、美德及高贵因混杂的大众民主而失纯，西方是否会因此而走向衰落？精英主义者给出的答案是，希望取决于以品质、能力和美德而非种族与民族为基础的“最优秀”人群。

意大利保守的法学家及参议员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1858—1941)，在其作品中得出结论认为，不论差别有多大，政府各种制度体系的权力都将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精英者手中。社会主者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1876—1936)从另一个层面论证了少数人统治的必然性。米歇尔是一个出生于德国并在德国受教育的社会科学家，因抨击德国政权被迫到意大利和瑞士的大学避难。1911年，米歇尔出版了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政治党派》（Political Parties），并提出“寡头统治铁律”理论。米歇尔认为，即使那些拥有完全民主议程的政治组织，也将不可避免地倒向权力和影响落入少数人之手的寡头政治。与莫斯卡一样，米歇尔也认为，诸如富丽堂皇的“人民主权”观念及已被现实证实的民主政治哲学思想，无论通过传统还是革命的途径，都将注定成为精英主义者手中的工具。

毫无疑问，精英主义哲学家中最难归类的应是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尽管他的生命随着20世纪的到来而终结，但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被人们察觉。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学人，他在25岁时便接受了瑞士巴塞尔大学一个颇有声望的教授职位。但仅仅过了10年，他就因健康原因离开了讲坛。在此后的10年中，他几乎与世隔绝，1889年，他的精神彻底崩溃。在此后的岁月中，他神志不清，隔离居住，一个崇拜他的妹妹照顾着他，并坚持不懈地宣传其兄的思想。

尼采虽师从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但他很快便抛弃了这个悲观主义者所教授的一切，而形成了自己更加深奥的世界观。他反对政治民主的一切要素，并在他的巨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1883—1885，直到1909年才出现译著）中颂扬超人（übermensch）的领导、矢志维护生灵的武士贵族、拥有极限力量的上等人以及强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从叔本华那里引来的概念)，主张由此来掌控国家，并将其引向光荣与真理。

尼采虽然是一个极度虔诚的年轻人，但他却反对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宗教，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强调的服从、慈善和牺牲，本质上是“奴役精神”。在他看来，对同胞的同情就像这些宗教制度一样受人鄙视。尼采当然也鄙视唯物主义、资本主义、民主以及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他同时也憎恨军国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认为前者虚荣而愚蠢，后者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自我辩白与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