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为选举而斗争

选举权问题是争取男女法律平等的最为主要的问题。19世纪是男性争取普遍政治参与的时期，正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大部分西方世界所见证的那样，获得选举权的男性公民的规模有了显著的扩大。不难理解，妇女和越来越多支持其事业的男性，都将政治选举权视为政治平等的象征和有效工具。在一个思想与观念极富变化的时代，许多注重变革的人认为，妇女的要求是合乎逻辑的。随着改革性立法的不断推进，选举权的重要性更加凸现。对于妇女参政主义者（对致力于这一事业的信徒们的称谓）来说，投票权本身就是目的。而在其他人看来，如果妇女选举权得以保障，所有其他的不公将会随之消失：在民主政治中，数以百万计的妇女投票者将会使这一进步势不可挡。

致力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组织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得以迅速发展，其中英语世界的发展态势最盛。在美国，曾支持废奴和禁酒运动的新英格兰人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1815—1902)和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hony，1820—

1906)建立了全美选举权协会（National American Suffrage Association），其成员至一战前已达数千人。在英国，米利森特·加勒特·佛赛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1847—1929)领导了国家女性选举权社团联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 NUWSS）,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1858—1928)则建立了更为激进的女性社会与政治联盟（WSPU）。美国与英国的情形大体相同，全国女性选举权社团联盟与更加缺乏耐心的妇女党（the Woman’s Party）展开了同样激烈地争论。

这场运动显然并非没有成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妇女早在1867年即已获得了选举权，美国怀俄明地区于1869年（其他11个州截止到1914年）以及新西兰于1886年给予了妇女选举权。1894年，英国妇女也获得了地方选举的投票权，但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中，只有芬兰（1906年）和挪威（1913年）的妇女获得了投票权。

美国和英国的妇女运动不仅引发了最为激烈的争论，?时也为后来妇女争取权利及政治变革开启了一条普适性道路：利用一切机会在公共集会宣传自己的观点，组织地方及全国性协会，筹集基金，发起公开性运动，聚会，合法的游行活动等。毫无疑问，她们促成了变革，但她们也常常遭遇抵制、反对甚至羞辱。她们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反对者的强大阻力，引发了严重的不安与困惑：处于政治劣势的妇女是否将继续依照规则进行游戏，还是将采取更为激进的方法采取行动？这样的方法将是和平的还是富有攻击性的？

究竟是英国女性社会与政治联盟的激进运动，还是其美国姐妹引发的剧烈反响最终推迟了投票权的实现？样的问题显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从中可以看出，如何推进现代民主国家的变革，尤其是极易引发强大阻力的变革，的确是一个广为争议的问题，并且本书的其他章节也将再次面临这一问题。然而，这些女性无疑是各种变革途径的拓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