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尔一世处于不同的时代，仍然可以拿奥古斯都来做比较。希腊的状况不可能让他在很年轻时就起兵来反抗国家，或是放逐国家最高贵的子民。他那抱负远大的才华要屈从于奴隶的计谋，隐藏自己的野心甚至于德性，用刺客血淋淋的手紧紧抓住帝国，然后还能像慈父那样用智慧和爱心来统治。普通市民会感到他的利益与他的责任发生冲突，要是有绝对权力的君主讲求幸福而不重视荣誉，或是为了个人的光荣而牺牲公众的福利，只能认为这位君主缺少知识或是勇气。巴西尔的子孙在长期统治下，自然会编辑和出版他的传记和颂辞，他们的宝座非常稳定，可以归功于祖先的丰功伟业。他的孙儿君士坦丁七世对他的叙述过于理想，这位生性软弱的君王除非有真正的典范可以参考，否则要是只能依据自己的行为或概念，那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水准。不过提到巴西尔名实相符的赞誉，要拿他从放荡的米凯尔三世所夺取的国家，和他遗留给马其顿王朝的国家，来比较两者之间的盛衰和兴亡。宫廷用来掩饰的帘幕因时间和先例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他能用熟练的手法加以修正，不致产生太多的弊端。虽然他无法恢复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至少能恢复罗马帝国的秩序和尊严。对于这些他不屈不挠的加以运用，并且能够保持冷静的态度。他对当前的状况有充分的理解，产生积极的活力也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在贯彻践行之时，遵守非常罕见而有益的中庸之道，要在相对的恶行之间保持概等的距离，以寻求每一种美德。他在军中的服务只限于皇宫之内，也没有具备武士的精神或才能。然而在他的统治之下，罗马军队对于蛮族再度所向无敌。他用纪律和训练的力量组成一支新兴的军队，立即亲自率领前往幼发拉底河的两岸，抑制傲慢的萨拉森人，镇压摩尼教徒的叛乱所带来的危险。有一名叛徒克里索契尔(Chrysochir)长久以来避开军队的追捕，使他感到十分气愤和懊恼，特别祈祷乞求上帝的恩典能如愿以偿，一定会对叛徒的头颅射上三箭，后来果然得到克里索契尔可憎的首级是因为他被自己人所出卖，并非部队的勇敢行为将他捕获。于是将这个脑袋吊在一棵树上，皇家的弓箭手三次显露他的本领。用这种卑劣的报复行为来对付死者，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不能完全怪罪巴西尔的性格。

巴西尔的主要绩效在于政府组织的财政和法律，为了重新充实已经枯竭的财源，计划要取回前任浪费而错误的赠予，并用审慎的作法减少一半的偿还金额，立即获得十二万镑以应付急迫的需求，在厉行节约措施之前有足够的弹性空间。在改进税收的各种计划之中，拟出新模式，将丁税或贡金的征收，完全依靠估值人员独断的裁量权。大臣马上将诚实和称职的税吏列出名单，经过巴西尔亲自仔细审查以后，发现只有两个人可以授与这样危险的权力而能够安全无事，这两个人竟然婉拒他的信任，证明他的顾虑完全正确。皇帝不辞辛劳努力工作，对财产和花费以及进账和支出建立很得当的平衡：　拨款为国家的各种公职设立一个特别基金；拟定公开的计划以确保君王的利益和人民的财产；在改革奢侈生活之后，他分配两份世袭的产业，用来供应皇家的饮宴，能够保持应有的排场和丰盛的菜肴；臣民的税捐全部用来加强防务，要是有剩余就用来装修首都和行省。他爱好建筑物以至于花费再多，也会获得赞许并且要极力为之辩护：　从而可以扶持相关行业，鼓励艺术的创作，达成公众可以赚取工资或获得欢乐的多重目标，使用于道路、供水渠道和医院，目标不仅明显而且实际。巴西尔下令修建数以百计的教堂，奉献给宗教信仰的时代。他像法官那样一丝不苟而又公正无私，渴望拯救无辜的平民，对犯法的权贵也毫无畏惧的施加打击，鱼肉人民的官员遭到严厉的惩罚。威胁到他施展帝王权力的仇敌，要是给予赦免难免会影响安全，经过判罪以后就剜去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在孤独和忏悔中度过余生。由于语言和习俗的改变而有必要修正查士丁尼过时的法律体系，卷帙浩繁的《法学初步》(Institutes)、《民法汇编》(Pandects)、《御法集》(Code)和《御法新编》(Novels)，用希腊语摘要编成四十个项目。他的儿子和孙子完成《巴西利克》(Basilics)的编纂，必须参考他们家族的创始者非常高明的见解。狩猎的意外事件结束光荣的统治，一头狂暴雄鹿的角与巴西尔的皮带纠缠在一起，将他从马背上拖下来，一名随从前去救助，割断皮带并且将鹿杀死，堕马或者是热病耗尽年迈国君的精力，在他的家族和人民的哀恸声中崩殂于皇宫。他之所以要砍下忠实臣仆的头颅，为的是这个臣仆竟敢拔剑对付他的统治者。当他不再需要或是重视公众的意见，原来蛰伏在他生命之中的专制和傲慢，在最后感到绝望的时候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