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如何为白宫医生这个新工作做准备呢？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其实自从 1955 年在菲律宾出生以来，我就一直在为这个工作做着准备。我父亲是美国海军的一名侍者，被分配在桑莱岬海军基地，为海军中将休·古德文及其妻子埃莉诺服务。埃莉诺是旧金山一位著名医生的女儿，出身名门，风度优雅，嫁给了一位来自佐治亚州的将军。她对在自家工作的菲律宾侍者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从来不会忘记给孩子们送生日礼物或者圣诞礼物。我父亲对古德文夫人非常敬重，他甚至希望让她以教母的身份出席我的天主教洗礼仪式。不过，因为埃莉诺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们的教区牧师不同意。

为了表达对她的敬意，父亲给我起名埃莉诺，并将其写在我的出生证明上。最初，父亲根据“圣母无原罪始胎”6 为我起名康赛·普西翁 7。在我出生前一年，母亲曾在菲律宾甲米地的无原罪受孕神殿礼拜。她常常饮用神殿里面的圣水，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受孕机会。受神殿中美丽的圣母玛利亚神像的启示，母亲祈祷说，如果自己将来生一个女儿，就给她起名康赛普西翁。但是，当出生证发下来以后，海军中将妻子的威力超过了圣母玛利亚，康赛普西翁退于次要位置成了中间名。与每个海军军营中的情况类似，中将的妻子占有极高的位置。

当我出生不久时，海军医院中的医生发现我严重脱水。最近的新生儿重症护理中心位于克拉克空军基地，乘飞机需要 45 分钟才能抵达。于是，出生仅仅三天，我便坐上了急救直升机，这是我人生里众多直升机旅行的开始。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直升飞机螺旋桨发出的“嗖嗖嗖”的声音在我以后的人生中起着重要的标志作用。虽然我不记得那次旅行，但是它肯定对我有影响。

我的父亲，海军三等士官、勤务兵安吉尔·C.玛丽亚诺。（家庭照片，1949年拍摄）

两岁时，我与母亲和哥哥一起飞往夏威夷，我爸爸安吉尔·玛丽亚诺被调到了那里。爸爸提前飞往檀香山，在珍珠港的一个海军公租房中安置我们的新家。我对那次旅行的记忆仅仅局限于后来妈妈逢人便讲的我的勇敢表现。旅途中，飞机要在夸贾林岛加油。当乘客们从候机楼返回飞机时，妈妈一只手拉着我的哥哥，一只手拉着我。当螺旋桨开始转动后，大家都加快了脚步。因为跟不上妈妈的速度，我重重地摔倒在停机坪上，擦破了膝盖，但我没有哭，只是站起身，继续向飞机快步走去。妈妈转过身看到年仅两岁女儿的这一反应后，既担心又高兴。但令她没想到的是，这种坚强的表现成了我今后人生的根本行为原则 ：跌倒之后从来不像一个小女孩那样哭泣，而是起身继续前进。

我儿时最早的记忆之一也颇具象征意义——我怒不可遏的愤怒反应。三岁时，我们家已经在珍珠港的海军公租房生活了一年左右。我记得当时我正坐在自家由混凝土和沙浆建成的连体别墅第二个卧室的木地板上，这里也是爸爸的书房。我面前放着一个粉红色的塑料不倒翁娃娃，脸上带着滑稽的微笑，前后摇摆，肚子里边叮叮咚咚的铃声非常吸引我 ；他脸上的微笑让我很想拥抱他，我越动他，他肚子中的铃声也就越响。然而无论我怎么恳求他，这个冷冰冰的塑料娃娃脸上都是那副一成不变的傻笑、丝毫没有反应，于是我生起气来。多年以后，当我回首往事，发现每当我出现类似情绪、越来越愤怒时，都是因为对方是“塑料人”，即那种我无法利用逻辑说服的执拗之人或者不能利用感情触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