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如今的话说，我父母都出身于菲律宾的中低阶层家庭，虽然算不上贫穷，但绝对不富裕。不过，妈妈的父母还是设法让她上了马尼拉的一所学校，后来她在那里成了一名牙科医生。对于爸爸来说，年轻时加入美国海军无疑是人生的一次转机，尽管菲律宾服务生尤其是军舰乘务员与富裕家庭的仆人没有什么区别。回想过去家中的照片，我很怀念外婆的一张黑白照，她的黑发向后梳理成圆形发髻，站在邻居家的一座茅屋前，用手慈爱地拢着自己的四个孙辈 ：三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我站在中间，衣服凌乱，头发乱蓬蓬的，显得非常桀骜 不 驯。 从 外 婆 的 脸 上，你可以猜到她坚毅的个性；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会保持高度的尊严。我发现自己与外婆有很多相同之处，那种处变不惊的性格让我能有效地克制自己的愤怒心态，坦然面对人世间的各种不公平现象。

我外婆普拉西达·金科自豪地站在孙辈后面，从左往右依次是 ：泰茜、我（两岁）、雷米和小何塞。摄于1957年，不久我便随父母离开菲律宾移居到美国生活。（家庭照片）

我的彩色照片也具有象征意义，不过都是在夏威夷拍摄的 ：繁茂的绿色植物，红褐色的土壤，亮晶晶的粉红色沙子。那个脸上脏兮的小淘气已经变成了一个身穿粉色衣服、脸带天真笑容的小女孩。我站在一块生日蛋糕前，上面插着五支蜡烛，旁边是四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白人小女孩。眼睛的形状、头发的颜色、皮肤的深浅、雀斑的多少，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明显差异。我当时模样就像一个中国娃娃，而且讲两种语言 ：我父母的邦板牙方言和英语。我的英语是从社区小朋友和尼米兹小学学到的，但主要还是来自于星期六上午播出的电视动画节目。

我家搬到夏威夷之后，我只能讲父母老家邦板牙省的菲律宾方言。我很快学会了讲英语，我在美国的童年生活主要由一系列在社区和学校的同化活动组成。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因为我的姓名、面容、语言等等都与美国传统格格不入。当时，我决心只讲英语，而且要口齿流利、纯正地道。我拒绝讲菲律宾语，甚至拒绝父母的本族文化，因为我发现他们由于英语不流利而被人当成二等公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如果我想成功，就要比任何一个白人同学的英语讲得还要好。

作为一个海军乘务员的女儿，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属于军队侍者阶层。每当我们去将军官邸探望父亲时，我们总是从厨房门进入。父母教育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身份 ：从后门进入厨房。受这一原则影响，我潜意识之中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 ：你不够优秀。这个紧箍咒一样的印象变成了我成功人生的秘诀，它就像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激发了我的倔强心理，内心总是燃烧着一团熊熊怒火，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出类拔萃的。这一心态赋予了我无穷的力量，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军队，它一直支撑着我勇敢面对人们对我的所有怀疑和轻视。

在学校，我发誓要成为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小学时，我各科成绩都非常优异 ；从圣地亚哥中学毕业时，我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表了毕业演讲。在檀香山尼米兹小学，我性格安静、柔顺、聪明伶俐，是老师眼中的乖学生。童年时期的另外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我被学校选为“初级警官”。“初级警官”都是优秀学生，每天早晨为学校升旗，带领学生做效忠宣誓，并在十字路口担任警戒。开始时，这一工作并不顺利，但是我慢慢进入了状态，最后成了“上校警官”——在白宫工作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担任类似职务。做“巡警”的第一天，我负责在一个路口举停车标志。我听到负责监视车辆的中尉发出的哨声，通知我将路口的停车标志旗放下来。当我把旗杆放低时，一辆车冲过来，差点将一个准备穿越马路的孩子撞到。虽然他没有受伤，但是这次事故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如果那个孩子被汽车撞到，我根本没有办法帮助他。我想就是在那时，我发誓自己以后永远不做一个无能为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