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Liberty）者，无阻碍之谓也。故其词，于有理性及无理性之物皆可以适用。外为外力之所限，而行动不能出乎某一范围，吾人即谓之为无出此之自由。例如生物之遭缧绁监禁，与水之贮于池中，皆可谓为失去自由，盖使无此外来之阻碍，则其行为、流动，必不止于此也。若夫阻碍之生于本体内者，如巨石之静止，病夫之在床，则吾人不复谓其乏动之自由，而谓其为乏动之权力。

准此，故“自由人”（free man）者，乃一人于其智力之所及而愿做之事，能做之而无阻之谓也。但凡与“动”无关者，即无受“阻”之可能，故自由云云，只能施于物体，非然者则滥矣。如云自由（free）的赠品，非谓赠品有何自由也，乃谓赠与者非受迫而赠之。又如云自由的谈话，非谓唇齿有何自由，乃谓谈话非系受迫而如此说耳。故自由志意（free will），非志意有何自由，乃其人得为其所欲为而无阻也。  

恐惧与自由可以并存。譬如舟人，惧舟之将沉，而投其货物于海中，此亦自由的行为，盖彼如不愿抛弃，尽可不抛之也。又如因恐被拘捕而还债，既无人禁其不还，则其还也，固亦自由之行为矣。故在一国之中，人民因惧刑罚而为之事，皆属自由之行为，盖彼固有不为之之自由也。  

必要(necessity）与自由，亦可以并存。如水之就下，有其下之自由，亦有其下之必要；同理，凡人之自愿的（voluntary）行动，其志意必发于一原因，而原因又有其原因，此锁链极端之一环，乃在上帝之手，即为一切原因之原因（cause of causes），故人类一切行为，皆出于必要明矣。虽人之行动，往往非奉上帝之命令而行，然其为此，必由于一种嗜欲，而嗜欲则固无不由上帝之志意而来也。设使人之志意，不由上帝之志意为之前定，则人之自由，岂不将与上帝之全能自由冲突矣乎?  

人类为求得和平而保有之，乃建立一机械人，名之曰国家，更进而设立若干之机械的锁链，名之曰国法（civil laws）。此链之一端，乃以之系于统治国家者之唇，其又一端，则系于各人之耳。此种连接，本非甚坚，然破坏之固易，而破坏后之危险亦至巨，因而得以维持焉。  

今吾所欲论之人民的自由，即就此维系术而言之，盖无论何国，未有能以法律将人之言行一一为之规定者，因此，凡律之无规定者，人民得以其理想而为最有利于己之措置也。吾人如以自由之义为身体之自由，则一般之人，固未受拘禁，未被缧绁，尚何自由之求耶?如以自由之义为可以不受法律之制裁，则人人将返乎自然，更为不通。然而方今之世，一般人乃竟存此不通之见解，殊不思法律苟无兵刃为之保障，则无以执行之，是故人民之自由，仅限于统治者所不过问之行动，即买卖也，契约也，居处、饮食、营业之选择也，子女之教育也，以及类此之事。  

此等自由未尝限制统治者生杀之大权。盖统治者，对其臣民所加之处分，无论如何，不为不义，不为伤害，前文已详言之矣，统治者之一切行动，无不由于人民为之主动，故其权利无所不包，而仅为上帝之自然律所限耳。故在一国内，统治者杀一未犯罪之人，其对死者不为伤害。类如大卫王之杀尤利亚，因尤利亚已以杀人之权予王，故王对之不为伤害，唯因其违反乎自然之律，故王对上帝为伤害。是以大卫悔悟之后，乃曰：“帝乎，吾对尔犯罪矣！”又如雅典之市民，对其国内有为之士，不必因其为恶，每因惧其为恶，而遂加以放逐；甚至如阿里斯太地，因正直著名而见逐，海坡博罗因善于嘲谑而见逐，彼雅典市民，唯知怀其贝壳，书其所欲逐者之名，而投之市场耳，初不必指明其罪也。然谓享有统治权之雅典市民无权以逐人，不可也，谓雅典无为正直人及滑稽家之自由，亦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