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所当注意者，古昔希腊罗马之历史，与哲学著作 所常称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而国家之自由也，亦即未有国家时之个人之自由也。夫在无国家之世，人与人之间，常处于永久战争之状态，当是时，父子之承袭，土地财货之主有，以及生命之安全，皆无其保障；在建国之后国与国之相处，亦复如此，即各谋其利，而互以其邻为敌也。是故希腊，自由也，罗马，亦自由也，盖皆自由之国家也。非谓某一希腊人、某一罗马人，有抵抗其统治者之自由，乃谓其统治者有侵略他国，与抵御他国侵略之自由耳。路加（Luca）市之国门，大书自由二字，然其地人民之自由权，与其对国家之义务，较之君士坦丁堡正自无别，盖国家虽有君主民主之分，而人民之自由初无二致也。

然而自由之美名，每引人误入迷途，以为其个人有生以俱来者。此种误解，不幸又为政治学者所称说，于是政争革命，乃因之而起。生于今日西欧之世界，而吾人顾乃取亚里士多德、西塞罗辈之见解，奉为政治上之金科玉律，殊不知亚氏西氏之所论，非得之于自然的公律，而以其时之实际的民主制度为依据。在雅典之世，施政者为坚其民众之爱国心，故自夸其国人为自由，而诋君主国之人民为奴隶，是以亚里士多德于其政治论中有云：“在民主之国，自由之存在为当然之事，其他政治上之民，未有可称为自由者也。”西塞罗辈之政见亦复如此。盖彼罗马人，既废其君，而自取得统治权，则以恨恶君主制之说教其国人，固宜也。今人自幼读此等希腊罗马之书，习以性成，遂亦以作乱犯上为当然，则不致相争相杀不止，然则吾人学得希腊罗马之文，其所出之代价，盖不赀也!  

今请论人民之自由果为何若，即谓当统治者有如何之命令时，被命者乃得以拒之而不为非分也。欲明此事，则请一察吾人当立国之时所放弃之自由，与赋予统治者之权力，果为何物也。人之生也，原皆有同等之绝对自由，其后此所负之义务，乃胥由其本身之举措而来者。故人民对统治者所应负之义务，可依两法以定之：其一，即经人民明白赋予统治者之权力，而有明文表示者也；其二，即虽无明文表示，而就人民所以服从统治者之目的，而可以推知者也；此目的为何?即在国内得安居，对外侮得保御而已。  

第一，建立的国家，由人民之互相立约而成，取得的国家，由被征服者对征服者所立之约而成，故凡不能以契约让渡之权利，仍为人民所保有之自由。前文第十四章中，曾说明凡以放弃自卫为约，其约无效，故：  

如统治者命一人（虽系犯罪者）自杀、自害，或命其不拒人之来杀害，或命其绝饮食、断呼吸、摒医药，以速其死，则此人有拒绝服从之自由。  

又如统治者讯问其犯罪之事，则此人有拒绝供认之自由（除非已与以赦免之保障），盖无论何人，无自控其罪之义务，此吾亦于前章说明之矣。  

夫臣民献其权于统治者，其方式当为“汝一切之行动，我皆许之”。如此，则其人固应有之自由，并未受限制，盖虽许其杀我，而未尝许其命我自杀而必从之。一则为“吾任汝杀吾，或杀吾友”，一则为“吾必杀吾，必杀吾友”，其不同明矣。  

故人无依约自杀或杀人之义务，如有被统治者之命，而为危险或不名誉之事者，则非依投顺之约而来，乃因此命令所为发之目的而然，苟违此命而有悖于立国之宗旨，则吾人无拒之自由，否则有之。